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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谈的“尚虚”特质与文学审美精神 清谈不但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影响着东晋南朝文人的人生态度、心灵世界和审美观念。清谈所涉及的老庄哲学，本身就含有追求自然和个性自由的精神。杨泉《物理论》云：“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即指出清谈的“尚虚”特质。东晋的门阀政治消解了皇权对士人的巨大压力。六朝的士人，不必像正始名士在政治的高压下痛苦地呻吟，也不必像元康名士那样在乱世中纵情放达。他们在江南偏安的环境里获得了暂时的安宁，或“专以谈义自业”，或“唯赋诗谈义而已”，放任于世俗社会之外，“不以人俗累怀”，清谈成了他们抒理畅怀的工具。《世说新语·言语》第31条载南渡名士们“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中兴书》载谢安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等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他们怡然游于明山秀水之间，谈论山川风物之美，借自然抒发玄幽之理，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21)的胸襟来看待世界，在清谈中涵养成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或者说是将人生艺术化。如《世说新语·任诞》第46条载王子猷暂住他人空宅，便让家人种竹，别人问他：“暂住何烦尔?”子猷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容止》第32条载桓温评价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而《言语》第55条载桓温北伐经过金城时，见当年自己所种之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形成了一种自然与生命交融的人生境界，一种意趣高远、澄明虚静、澹泊冲和、超尘脱俗的理想境界。清谈的“尚虚”特质影响着东晋南朝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胸襟，也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精神。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文学上对“清虚玄远”审美意境的追求，如东晋玄言诗的清虚恬淡，陶渊明田园诗的平淡自然，谢灵运山水诗“初发芙蓉”的自然美，可以说都是这种审美风尚的表现。钟嵘《诗品》特别重视“清”这一审美范畴，他评古诗是“清音独远”，班婕妤“词旨清捷”，秦嘉“文亦清怨”，嵇康“托喻清远”，刘琨“自有清拔之气”，陶潜“风华清靡”，鲍照“颇伤清雅之调”，沈约“长于清怨”，戴安道“有清上之句”，鲍令晖“崭绝清巧”，虞羲诗“奇句清拔”等等。由此可看出，清谈的审美精神已深入六朝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肌理，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司空图《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思想，盛唐诗歌“兴象玲珑，不可凑泊”的完美诗境，都应得益于六朝“清虚玄远”审美风尚的熏染。 但是近代学者研究清谈多侧重于玄学理论的讨论，却较少关注它与文艺之间的关系。由于东晋以后在玄学理论上多无建树，因而学界对东晋南朝的清谈评价不高。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之装饰品者也。”(22)钱穆先生《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也有类似看法：“(东晋)清谈家如盆栽花卉虽亦有生命，有意态，只根盘不大，培壅太薄，没骨干，没气魄，不好算是性情，因此也经不起大风浪，不能奋斗，易为外物所累。”“如此般的老庄，如此般的玄学，实不足以满足时人内心之真要求。”(23)因此历来研究清谈者，多重正始西晋而轻东晋南朝。但若从文学艺术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论断似有偏颇之处。玄学理论的发展虽至东晋已基本停滞，但东晋南朝的清谈影响不在哲学而在文学艺术，这时它与文学艺术发生更多的联姻关系，成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哲学，深刻地影响着东晋南朝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演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