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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清谈到文谈 在东晋南朝，清谈不但具有美文化的特征，还有由谈“玄”向谈“文”的发展趋向。清谈的内容本来就很繁杂，其范围并不完全限于玄学，如《世说新语·言语》第23条：“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这里裴頠谈的是名理，张华论的是《史记》、《汉书》，王衍、王戎则是品评历史人物，可见西晋时清谈内容就非常广博。到了东晋，清谈除谈论玄、佛哲理外，还讨论文学。谢安多次召集谢氏子弟“讲论文义”，其中有不少就是谈文学，如《世说新语·文学》第52条载谢安聚集子弟讨论《诗经》，问：“《毛诗》何句最佳?”谢玄称《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为最佳，谢安则谓《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最有雅人深致，而《晋书·谢道韫传》又载谢道韫认为《诗经》最佳句，是《大雅·嵩高》的“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对谢道韫的见解深表赞赏。清谈家并非只谈玄学，谈玄之余也常常谈赏文学。《晋书·谢安传》就记载谢安隐居东山时，与王羲之、许询、支遁等人一起“言咏属文”，“言咏属文”应包括谈论诗文创作方面的内容。《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孙绰论潘岳、陆机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⑤ 晋宋之际，玄学消退，文学兴起，清谈由谈玄逐渐转向文学的谈论。梁代萧子显云：“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⑥准确地概括出了东晋到南朝学术思潮的转型。在由晋入宋的大诗人陶渊明身上，我们可看出这种思潮转变的明显印痕，如陶诗《移居》其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乞食诗》：“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陶氏与友人终日所谈固然有玄学的内容，但也有“奇文共赏”、“言咏赋诗”的文学。《宋书·谢弘微传》记载晋末谢氏宗族领袖谢混“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据现存史料看，他们谈论的大多为文学。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文学篇”时似乎也有意识地体现这种学术思潮的转变，李慈铭云：“案临川之意分此以上为学，以此下为文。然其所谓学者，清言、释、老而已。”⑦李氏意思是说，刘义庆有意将“文学篇”分为两部分，前65条谈的是玄学，第65条以下谈的是文学。这种学风的转变，亦与统治者的提倡有关，《南史·王俭传》云：“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南朝史书所载录的“文义赏会”、“文章谈义”、“谈赏”等，表明清谈已由原来的谈玄转为对文章的评析和欣赏，如《宋书·谢灵运传》谓灵运“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又载他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何尚之传》载“(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文帝所知。”《何偃传》说何偃与颜峻“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至齐梁，文人集会谈赏文学的风气尤盛，《南齐书·刘绘传》云：“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后进领袖刘绘与京邑人士所探讨的具体内容，钟嵘《诗品序》中的记载更为详细：“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论诗是王公和士大夫聚谈时的日常话题，可争议纷纭，标准难定。具有卓越鉴赏水平的刘绘，恨其淆乱，要作当代的诗品，于是就向他人口述自己的评诗高见。《诗品》“齐吏部谢朓”条还谈到谢朓与钟嵘极力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文学批评的自由展开当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清谈对文学的促进主要有两端： 其一，推动了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首先，清谈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概念和新范畴。如“风骨”、“骨气”、“才情”、“情致”、“言意之辨”、“形似”、“神似”等最初用于人物品题或玄理讨论，后被移用于文学批评，如《世说新语·文学》第76条载阮孚评价郭璞的诗歌说：“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些批评范畴的建立，使六朝诗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走向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和审美的探讨。其次，人物品评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清谈常用比喻、象征、对比的手法品题人物，如《世说新语·赏誉》第36条载谢鲲说：“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劭长；董仲道卓荦有致度。”这些品评范式多为文学批评所采用，如《世说新语·文学》第93条记孙绰评价曹毗“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延之曾问鲍照，他自己与谢灵运诗的优劣，鲍照云：“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诗品·中品》论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再次，简洁新奇的评点式风格深得清谈“简约”之旨。清谈以崇简约、尚机敏、求意趣为胜，如《世说新语·文学》第16条载：“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世说新语·品藻》第84条记王恭评王濛、刘惔、谢安说：“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六朝诗评深得此精髓，如《文学》第89条载孙绰评潘岳、陆机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钟嵘《诗品》评价潘、陆云：“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最后，摘句赏评的诗学传统也与清谈有关。如谢安与子弟论《诗经》何句最佳的故事，王孝伯与其弟王睹讨论古诗最佳句子的故事等，实开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佳句赏摘之先河。后钟嵘《诗品》摘“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等作为“古今胜语”，应是受到清谈赏摘名句的影响。上述这些清谈形式多为钟嵘《诗品》所采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批评——诗话的最早源头。但清谈与诗话的这种关系历来未被研究者所深论。 其二，六朝“文谈”，还直接涉及文学创作的讨论，这无疑对文学创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世说新语·文学》第92条记桓温命袁宏作《北征赋》，写成后，桓温与众贤一起讨论，王珣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宏立即揽笔写道：“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此条注引《晋阳秋》还说：“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续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又《世说新语·排调》第61条载：“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南史·王诞传》还记载王珣与侄子王诞商榷文章的事： 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出本示诞，曰：“犹恨少序节物。”诞揽笔便益之，接其“秋冬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叹美，因而用之。 文人之间的切磋交流，自然有利于创作技巧的提高。《文心雕龙·明诗》评南朝诗风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种文风的形成可说是六朝“文谈”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