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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要想成为一种有效的可持续记忆，就首先要借助文字记载使其获得固化形式。其次，诉诸文字的历史，即便是个体性的，也要反映人类的普遍性，并彰显人类执守的共同价值原则和社会理想。至于它是否能成为经典，则依然要交给历史去检验。就此而言，经典的形成，既有赖于经典创造者的个体记忆和经验表达，更有赖于它在传播过程中获得的普遍肯定，最后则是经过代代传承，固化为一种不随时代变易的永恒价值。 首先，经典的形成往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积淀，人肯定经典的价值与其对历史的迷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至于它在文明进程中是被强化还是弱化，则要看不同哲学对这种情感态度的理性再造。比如，作为历史情感的反映，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早期人类往往秉持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即将人类文明的初创期视为集真善美于一体的黄金时代。但是，西方社会自柏拉图始，理式作为代表真与善的绝对实体，开始与现实分离。其中，理式世界是绝对的、恒定的，所以它没有历史感。相反，现实世界则因仅作为理式的摹本而虚幻，因变动不居而体现出历史性。这样，具有历史性的现实世界也就因为与理式世界脱离而削弱了它的意义。在古希腊，柏拉图之所以将历史记述等同于谎言的堆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原因概出于此。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形上世界却从没有因为它的永恒性而反历史。像“道”，它既是本体性范畴，又是本源性范畴。这个“本源”的本源义，就是它生成世界、创化万物的历史特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哲学的“道”论，不但不反历史，而且在本体论层面为历史与真理的一体关系提供了最高的理论保证。据此，对于中国人来讲，经验层面的崇古，也就是哲学层面的崇道。中国历代思想者对古圣先贤的推崇，世俗阶层对“耆老之言”的尊重，以及笼罩整个社会的重史传统，均离不开这种以道开史、以史证道、史道一体的思想背景。在这种状况下，经典作为历史的形成物，它不仅承载着人的历史情感，记述了值得后人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且被赋予了形而上层面的真理性。由此，经典在此也就成为集历史情感、历史经验与超验真理于一体的价值集结形式。 第二，在中国，经典被赋予的真理性质，使其成为“常道”，成为人生最值得珍视的价值，具有为人类“立法”的性质。在古汉语中，“经”与“典”互训。如《尔雅·释言》：“典，经也。”但比较言之，“典”出现更早，它多指书籍的物质实体形式。与此比较，“经”则更倾向于指书籍的精神内涵和社会普遍价值，具有更广泛的词义覆盖面和适用性。正是因此，自汉代以降，所谓“经典”，基本上“典”丽附于“经”，或者说“经”本身就代表“经典”。那么，什么是“经”?“经，常也”，这是最经典的解释。这种解释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主导性，它将经典视为常道或普遍真理。这种对经典的定位是哲学性的，意味着它具有超现实的普遍价值。 第三，在中国，经典形成的过程就是上古文献被重新编定或删改的过程，编定或删改使原始文献精粹化、标准化，从而成为文体和义理的典范。同时，不同经典相互配合，则共同形成对人生和世相的普遍阐释。据《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艺文志》，汉代确立的儒家经典，大多经过了孔子的删改或重编。这种整理，绝对不仅仅是章句疏通或删繁就简问题，而是用经典的规范有序作为政治秩序的隐喻。同时，经典被整理的过程，也是意义被植入和重构的过程。从孔子时代对《诗》、《书》等文献的解释可以看出，原本作为卜筮之书的《易》和作为歌谣俚词的《诗》，都在解释中完成了从日常经验向政治伦理的擢升，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经过孔子删定并在汉代获得官方肯定的儒家经典，无论五经还是六经，内容各有侧重。也就是说，单一的经典不足以形成对现实的完满解释。这样，诸经之间的相互配合就显得十分重要。综合来看，儒家经典，无论是五经、六经、十经还是十三经，相对于历史中日益浩繁的典籍，它仍然是最简洁、精要的知识，这就有效解决了“经传以千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烦难。进而言之，儒家经典经过孔子的整理而标准化，均在国家层面为经典提供了最具典范性的文本，这有效避免了士人研习过程中的知识错乱。由此，一种日益精粹、标准、细密、全面的经典体系，也就成为中国人立身行事的指南。 第四，在中国，经典之所以被赋予崇高价值，还在于其思想的原创性、思维的宏观性和意义的无限可解释性。按照中国早期儒家的述史传统，每一种经典都有漫长的形成史。但是，无论经典起于何时，它终究是有起点的，这个起点为人类思想史设置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上限。就此而言，无论这些经典在其起点处是粗陋还是完备，都具有原创价值，对后世的思想进程均具开启之功。同时，在中国文明发端或轴心期形成的经典，往往思考的是宏大的哲学命题，如道、天、地、人、阴阳、刚柔、动静、古今、同异等，为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无法跳脱的框架，并规定了思想的方向。后世学者除了以传、记、注、疏等方式来对这些经典做出意义修复和阐释外，往往再难有大的作为。但是，就中国上古经典的特性看，后世思想者难有大的作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事实上，由于这些经典多关注自然人事的宏大问题，并且表意充满游移和不确定性，这往往又为对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提供了空间。如同一部《易经》，有人读出了哲学，有人读出了历史，有人读出了命运；同一部《春秋》，有人读出了天下一统，有人读出了政治变革，有人则读出了王朝的运数。董仲舒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之论，正是强调了经典释义的无限开放性。另外尤须指出的是，中国思想和学术史虽然被经典主导，但经典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诸子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异质文化的不断加入。这样，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互动，如汉代政治的儒表法里，魏晋玄学的以道释易，以及宋明理学的援佛入儒和近代的中体西用，均使中国思想史在经与权、通与变之间寻求调和，表现出既固守传统又谋求变革的双重特征。我们说经典学习并不意味着思想守旧，排斥变革，原因概出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