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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通过对莫言小说人物原型的考证后发现，莫言小说是具有很强的写实成分的，这更加凸显了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莫言的批评术语的有效性问题。莫言的确受到马尔克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仅仅用“魔幻现实主义”是无法全面概括莫言的小说创作的，《天堂蒜薹之歌》显然就不“魔幻”；即使通常被认为是很“魔幻”的《透明的红萝卜》，程光炜也在其中解读出“1970年代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46)。也就是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仅仅是莫言小说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远远不是全部，而且莫言在2000年以后转向“民间”，因此在阐释莫言整个小说创作时需要找到莫言的“历史语境”。“在我看来，历史语境指的是一个人生存年代的总体环境，它广义上指社会制度、经济环境与本民族历史传统的交汇整合，狭义上指研究者鉴于自身精神结构和知识结构而形成的个人经验，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方法和观察习惯。而在其中，一个人生命中的某一重要事件、家庭背景和自身经历势必会影响他对上述复杂信息的吸收、筛选和选择，决定着他对某种知识结构的结合，才是这个人所认为的历史语境。”(47)我们可以把程光炜的这个概念借用来观察莫言，通过考证莫言小说的人物原型发现，莫言的“历史语境”就是50—70年代高密的农村生活，这才是莫言文学写作的根本，既是他的写作素材，又是他的文学观念和看待历史的角度。 上述人物原型的考证已经证明了故乡、家族和农村生活经验是莫言最主要的创作素材，无论是虚构的家族历史叙事、化用道听途说来的传奇故事，还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莫言都必须把故事放置在他所熟悉的故乡、家族、邻里之中来表现，比较典型的是《天堂蒜薹之歌》。小说中所写蒜民冲击县政府是真实事件，发生在山东省苍山县。莫言根本没去苍山县进行调查，仅仅读了《大众日报》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后就奋笔疾书，花了三十三天的时间便完成了小说。他的秘诀是：“我把这个事件移植到我所熟悉的乡村里来，把我的叔叔、大爷、我的乡亲们，放到小说里来描写。”(48)凡是莫言成功的小说都是写他所熟悉的农村经验和亲戚邻居的。上文已经提及民间故事、传说对莫言的影响，它们不仅仅是组成小说的具体情节，而且深深影响到莫言的历史观、文学观。莫言儿时在听故事和自己讲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同一个故事被不同人讲述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加工，由此他发现了虚构的秘密：民间故事就是传奇化的历史，而所谓“正史”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传奇化虚构。“由此推想，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都是被史学家、文学家和老百姓大大地夸饰过的，都是有爱有憎或是爱憎分明的产物。我们与其说是读史，还不如说是在读传奇；我们读《史记》，何尝不是在读司马迁的心灵史。”(49)这是莫言的历史观、文学观，他通过虚构的家族历史来展现高密东北乡的历史、百年中国农民的苦难史，而且他始终是从个人的角度、民间的角度、传奇的角度来看待、书写这一百年的历史的。民间传奇不仅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组织叙事的方式，这才能解释莫言为何在2000年后选择所谓“转向民间”、“大踏步撤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莫言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决定了他看待这段历史的情感态度，或者说决定了他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战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像般的乡亲，那些凶狠奸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当时我曾幻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50)正因为莫言年轻时是如此痛恨农村和土地，所以对这段农村历史的书写总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以至于他被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帽子”。莫言一直在强调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51)，“你可以说我是历史唯心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革命过程中一个片面、局部的现象，没看到整体性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小说家他不应该去考虑整体和片面的关系，哪个地方最让他痛苦，就应该写哪个地方”(52)。最让莫言痛苦的地方恰恰就是50—70年代的农村生活，他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段历史部分的真实。 2014年9月23日 第一稿第一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