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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这些小说较为集中地凸显出对政治伦理与权力秩序、历史事实与现实困局的描绘与反思。我们看到，这些小说所揭示的是——行动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人民”中的投机者。无论是《古船》中的赵炳、赵多多，《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堂，还是《浮躁》中的田家、巩家：《苍生》中的邱志国《骚动之秋》中的岳鹏程，都是如此。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乡村(甚至扩展为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之内在肌理、本质的描述和思考，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譬如高顶街的赵炳便是假借“革命”的名义，行“非革命”之实，从而掌握了高顶街乃至洼狸镇的权力。那么，在已经展开并继续展开的乡村改革之流中，谁才是真正的“改革者”？这已经不是孰是孰非、真假善恶的问题。当历史进入乡村改革时段，洼狸镇的旧有秩序却并未随着国家新政的实施而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尽管在治理形式上可能有些变化，但治理的主体和被治理的主体依旧，赵炳仍然是洼狸镇最终的“权威”。并且，在赵炳的决断下，依凭赵家几十年社会关系的积累、权力文化网络的积累，赵多多承包了象征洼狸镇经济力量的洼狸粉丝大厂，并且与地方基层干部沆瀣一气、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甚至省里来的领导也被蒙骗其中。时代之变化并不尽然伴随着内在秩序的变化，在崭新的改革时代境况中，洼狸镇人未完成中国农民灵与肉的蜕变，洼狸镇的“经济基础”与乡村治理秩序依然实现了某种延续，革命投机者摇身一变成为改革投机者。文本所透露出的深刻消息，已然不仅仅是人物本身的，更是对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总体性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及其制度性层面的观察、揭示、反思与批判。甚至可以说《古船》中最重要的思想因子就在于重新思考了政治伦理与权力秩序、历史事实与现实困局的关系，并就如何处理二者给予了文学性的清理、解读和阐发。换句话说，就如同执政党在政治上要对过去的错误实施拨乱反正一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古船》以文学的方式、以极具感性的叙述、以个性化的体验实现了中国当代乡村史的“拨乱反正”。这是一个充满着双重意蕴的历史空间：苦难与欢欣、冷漠与热情、堕落与救赎、保守与开放、懦弱与坚韧、主流叙述与现实图解，如此等等，共同建构了《古船》鲜活的生活空间。《平凡的世界》中以田福堂为代表的乡村权力的扭曲与变形：《浮躁》中关乎雷大空的故事《苍生》中关乎邱志国的故事《骚动之秋》中关乎岳鹏程的故事，也进一步暗示了同样的问题：在历史中形成的此种非常态的权力秩序，并未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颁行、乡村经济的变革而随之改变。相对于较为简单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变革，深埋于乡村内部权力的、道德的、宗法的、伦理的、惯习的等方面的文化网络却缓慢得多、复杂得多。恰如路遥所言，“城乡交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现代生活方式同传统生活方式、文明和愚昧、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典型矛盾”(16)。在此种意义上，上述文本显现出极为深刻的社会追问：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进步与道德提升，农村(经济)改革是一项复杂性的工程，如果没有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和人性层面的配套、培养与提升，是不能彻底完成也难以完美实现的。 毋庸置疑，现实主义是中国“三农”叙事方法的中流砥柱。《古船》、《平凡的世界》、《浮躁》、《苍生》、《骚动之秋》等作品，倘若从整体上观照和审视，都具有强烈的史诗性(诗与史)品格，无疑都可以纳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系中来。尽管在这些作品所产生的时代，各种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纷至沓来，但上述作家仍然坚持继承并发展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并适当吸收聚焦、象征、隐喻、夸张、心理分析、反讽、蒙太奇等各种现代性书写元素，直面中国农村改革最前沿，书写中国农村发展最前端，以作品的深刻性显现出一种历史厚重性、内蕴丰富性和审美的“震惊”，部分实现了马克思所谓之“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客观上正在实现一种新时期文学叙事的转变：文学不再是图解政策的阐释工具，也不再是历史主流叙述的同声传译，它成为作家以极具个性化的、鲜活的体验和情感去揭示“真实”历史的感性存在，能够立体化审视、发现和阐释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农民生存状况以及乡村变革的复杂多重的矛盾冲突，能够超越一般的宏大主流叙事从而显现生存体验的丰富与多重，能够暗示出日常生活过程中各类农民主体的丰富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中所隐含的嬗变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精神境况；同时，在此基础上加之以充沛的浪漫激情、明确的理想指向和强烈的诗化叙事，并在这种“诗与史”相融汇的艺术建构中，紧密萦绕着“人”与“人性”的文学书写中心，潜在地传递出一种昆德拉所谓之“思想的召唤”：“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17) 客观地说，上述文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雷蒙·威廉斯指出，“在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个人来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关系来认识个人的。这种一体化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不过它并非是想要达到就能达到的。如果它终于实现了，那将是一种创造的发现，或许只能在现实主义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创造出这种记录”(18)。可以说，上述文本较为契合地实现了威廉斯的论断。在创作笔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曾多次谈到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所做的资料搜集阅读、生活体验等准备工作，也强烈地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其精神旨归的充分认同和肯定。路遥认为“真正有力的长篇小说不依靠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19)。由此，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等方面，路遥均嵌入了现实主义的书写策略，并进一步以开放、创新、发展的姿态修正了现实主义的某些局限：叙事时间基本按照历史时间展开，在纵向上图绘历时性的、整体性的、全局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在横向上共时性地展现局部的、细部的、鲜活生动的生产生活场景；叙事结构既呈现出以人物为圆心的网络状放射性结构“全景式反映”经由三个人物及其关系网络得以呈现：田福军所代表的宏观性的改革叙述，孙少安所代表的微观(家庭)性的改革叙述，孙少平所代表的个体(个人)性的改革叙述；(20)叙事视角采取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作家相对自由地统观文本全局，相对灵活地转换叙述时空，并通过叙述、议论、评价甚至分析，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创造。就如同雷达所指出的那样，路遥“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力图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21)。 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路遥，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也呈现出叙事的新变。相比而言，路遥的现实主义新变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文本的开放、苦难的直视等层面，张炜与贾平凹则更多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开辟出更多的象征与隐喻的疆土。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的要务不在事迹的外在的经过和变化，这些东西作为事迹和故事并不足以尽艺术作品的内容；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22)在此种意义上：《古船》建构起历史叙事与个体叙事、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现实叙事与隐喻叙事等层面的对应关系，从而将家族荣辱兴衰与社会历史变迁特别是政党革命历程紧密有机地并置在一起，并建立起较为契合的“同构”关系，也建立起具体与抽象、实指与泛指、确定与延展之间繁复多层的意义系统。雷达就曾重点强调了《古船》叙事的特殊性：“当我们把视线投向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创作时，不能不承认，大量作品恪守的是传统的再现中的表现，很多作品难以摆脱被动式、依附式、平行式的思维框架；当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古船》中几个血肉丰溢灵魂痛裂的角色，看他们既处身政治经济狂斓又能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不能不深深感到，这样的表现中的再现式的作品，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大量作品是从‘群体’到‘群体’，它是从个体到群体；与其说它旨在‘改造社会’，不如说它旨在‘改造生命’。”(23)《浮躁》同样直面农村改革现实，整体上象征着对时代情绪的一种把握，恰如贾平凹所言，“我想怎样才能把握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个啥，你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也可以说是很混乱的，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你可以有多种说法，如果你站在历史这个场合中，你如果往后站，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只能用‘浮躁’这两个字来概括。”(24)总之，上述作品在叙事方面所呈现的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化、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心理描写的抒情化、叙述话语的体验化、叙述情感的诗哲化等种种洋溢着作家责任感、使命感和深厚情感的叙事姿态和叙事策略，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度、直面现实的观照深度，而且更澎湃着鲜活的体验，涌动着火热的诗情，从而使得这些作品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真正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典范之作。 当然，改革仍然在继续，变化仍然在发展，难以预知的宏观政策、不断涌现的严峻问题、变动不居的现实场景、扑朔迷离的改革重心，都导致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直面现实的描述，还是历史深处的反思，这一时期关注乡村改革的作家们关乎改革(制度)本身的姿态还尚未明确，批判与期待、赞颂与鞭挞、认同与拒斥、迷恋与清醒、支持与反对，几乎同样醒目地并存于文本之中。身处不断嬗变的历史之中，作家们一时难以分辨也难以理清。只有到了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前后，关注“三农”的作家们才在日益严峻的现实激荡之下，清楚地表述自己的姿态，清晰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在这种姿态与立场之中为步履维艰、问题重重的“三农”鼓与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