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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80年代中后期“三农”题材作家以丰富的创作实践，图绘当代农村生活广阔而深刻的全景式画面，触摸建国以来农村发展的历史细部，呈现历史的真实与现实的复杂，凸显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最终探索和思考中国农村、农业特别是农民的发展路向，并着力实现三个层面的艺术价值追求：一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民主体的塑形与建构，二是当代中国乡村之历史与现实的整体呈现、文化审视与理性思考，三是中国“三农”叙事的现实主义回归与新变。 关 键 词：“三农”题材/现实主义/农民主体/整体性/文化审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农’题材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项目编号：09BZW008)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项目(项目编号：12YY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维锋(1974-)，男，汉族，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新农村文化研究所所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挂职)，目前从事“三农”题材文学、文化传播及新农村文化战略研究 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代“三农”题材作家大略均运用“异常朴素”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史诗性的书写品格、严肃敏感的笔触、充满热忱的情愫、直抒胸臆的姿态、深入细腻(甚至略显冗长)的思辨、辩证深刻的人性探询以及总体性的叙事架构，图绘当代农村生活广阔而深刻的全景式画面，触摸建国以来农村发展的历史细部，呈现历史的真实与现实的复杂，凸显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最终探索和思考中国农村、农业特别是农民的发展路向。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有张炜的《古船》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③、贾平凹的《浮躁》④、浩然的《苍生》⑤、刘玉民的《骚动之秋》⑥等。 客观地说，1980年代中后期的“三农”题材文本，较为集中地表征出胶着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农民主体的成长轨迹。无论这些农民的人生际遇如何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历史与现实之复杂特性的审视与批判之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自身的弱点和局限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审视层面上。在此种意义上，可以将此类作品视为农民“成长小说”。这些成长的农民主体如隋抱朴、孙少安、孙少平、金狗等，以极具深刻性的精神思辨、极具个性化的自主选择，活跃于当代特殊的乡村(城乡)生产生活空间之中，见证(回忆)了错综复杂的家国历史，直面(思考)着鲜活芜杂的乡村现实，并经历重重磨难最终创造着充满希望的乡村未来。在他们身上，聚集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依附与独立、保守与创新等相互对立的精神脉动。 倘若抛开议论的种种《古船》可谓是一部叙写、关注、解决和阐释“反思”的典范文本；如果更精确地说，“反思”决定行动“反思”本身就是行动。此种“反思”，我们在此时期的经典文本《平凡的世界》、《浮躁》中也已看到。“《古船》不仅浓缩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力量，代表了八十年代反思的深度，也为九十年代的小说设立了一个并不容易超越的水准。”⑦可以说“反思”及其所导致的“行动”，是1980年代中后期“三农”题材文学书写的重心和主题。这些文本构建了思想本身、人物本身、城乡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反思”构成了文本的叙事动力。我们看到，真正构成隋抱朴们前进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现实性的外部力量，而是来源于历史及其自身的困惑、犹疑与痛苦。隋抱朴仿佛是洼狸镇上的“哈姆雷特”，对于并非远去的历史的回忆、整理和阐释，事实上是要为不断延宕的行动奠定一种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古船》的世界里，对历史和思想的清理是首要的、第一性的；在具体行动之前，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多是满含着血与泪)的回顾和反思，没有完成理性的总结和思考，盲目的、纯粹的、感性的行动就是盲动，必然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时空之中，《古船》呈现了两类农村主体的成长过程：一种是以赵多多、隋见素为代表的单纯的物质财富(欲望)增长式，另一种是以隋抱朴为代表的缜密的精神(理性)思辨式。前者是悲剧性的，是感性的冲动，是不完善、不可取的；而后者才是真正的选择，是理性的、完善的、可取的。就如同文本所叙述的那样，我们看到，无论在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层面，后者最终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并超越了前者所具有的高度。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后者以严肃、认真、宏观和思辨的方式，正确而准确地认识了历史与现实。由此，在几乎是繁琐、冗长甚至令人生厌的叙述中，一个通过沉思而成长、成熟起来的农民主体正在生成。对历史的清理、对现实的触摸以及对未来的预设，成为这个主体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个成长的主体超越了历史与现实、家族与宗族、苦难与悲悯的迷雾，最终指向了具有积极性建构意义的人性本质。尽管他们有种种人性的弱点，像隋抱朴的过于隐忍愚钝、隋见素的盲目冲动、隋不召的戏谑癫狂、隋含章的委曲求全、李家父子的偏执……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的是，尽管他们在历史的特殊时段中遭遇苦难、迫害与屈辱，却从未放弃人性的“高贵”、心灵的追求和精神的信仰。可以说，隋抱朴是老隋家家族多舛命运的经历者、承受者和思考者，但也是一个由“反思”而终至于“行动”的农民主体；在他身上，寄予了作家对历史、对家族、对人性、对农民主体等问题的独特体悟。隋抱朴常年沉默无语、与世无争地守在河边古老的磨房里，他的后背是宽阔厚实的，他的思考是深刻痛苦的，他的精神是焦虑孤独的，他要面对的是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负荷——不仅仅是隋见素所看到的眼前老赵家所做的一切，还包括洼狸镇特别是老隋家几十年来的血淋淋的、漫长黑暗的苦难史。隋抱朴所经历的是一种灵魂的“炼狱”，是一种“心灵史诗”、“民族心史”；⑧在隋抱朴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对历史作出清理与阐释，才能更好地去直面与应对现实与未来。他需要厘清历史的、家族的、命运的脉络踪迹，更要去洞悉幽微潜在的人性的内在本质。尽管隋抱朴思考的具体内容可能并不完美，但思考本身就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反思”成为他最鲜明的典型特征，这不再是一个如同隋见素、赵多多那样欲望冲动甚至盲动的农民主体，也不是如赵炳那样浸淫传统旧习、熟稔权力运作而偏于老谋深算、道貌岸然的农民主体，而更像是一个具有农民身份的知识分子，他要对历史与现实作出判断，他要用自己的精神思辨作出主体性的阐释。这本是历史学家(学者)所做的课题，但在《古船》中依靠隋抱朴自己的阅读、体验与思考来完成了；他不是依靠逻辑、判断、推理或一般性的历史陈述来完成的，而是在关乎自身的一切鲜活的、心灵化的、灵魂化的思索中实现的。当然，基于隋抱朴的特殊身份(他的知识是极为有限的)，这种思考是沉重的、审慎的、漫长的甚至是简单重复式的、枯燥的、冗长的，更甚至是理想主义的。从表层看，隋抱朴的思考是关乎洼狸镇的、家族的、自身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他的思考潜在地推演出民族性的甚至是人类层面的历史教谕、未来道路、文化新生、精神提升、灵魂涅槃与人性再生。尽管，隋抱朴的思考可能是“乌托邦的幻想”、“对人性的抽象玄思”，⑨也可能失之于“古典的虚幻和廉价的伦理立场”，⑩但从文本整体显现的哲学意蕴和叙述情态而言，隋抱朴们的思考已然超越了这些具体认识论层面的结论，而具有仪式上的神圣意义，它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一种认识、一种理想；从文本本身的叙事动力而言，一旦完成这种思考，思考者将实现一种蝉变，迸发出空前绝后的巨大能量，从而理性决策并迅速地变革现实。在此种意义上，隋抱朴的形象隐含着作家对真正的农民主体的期待和想象，他既是实体性的生命存在、人性存在，又是一种抽象的历史存在、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当然，至于怀揣理性主义的隋抱朴们能否在变幻莫测的经济改革大潮中站稳脚跟，能否胜任洼狸粉丝大厂总经理的职责，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那就可能超出张炜及其《古船》所思考的范围了。在这一点上，相对隋抱朴的人性忏悔、灵魂净化、道德完善和思想突围，隋见素(甚至充满欲望的赵多多)的“行动力”所具备的诸种素质——自信、冒险、创新、执着、实干——反而更具有某种现实性和真实性，可能比隋抱朴更能适应波谲云诡、风云多变的经济变革。 因此，从农民主体的建构角度考量，隋抱朴的成长更多的是立足于历史视角，建立在对既往历史的清理、对洼狸镇和家族苦难史的追问、对人性的“反思”以及少许的(边缘性)对现实境况的审视之中得以完成；那么，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更多的是将目光聚焦于现实世界，建立在对现实与未来之生产、生活和生命向度的把握之上。可以说《古船》于《平凡的世界》、《浮躁》更像是一种铺垫，或者更像是一种与“过去”的告别。在中国农民主体的文学成长史之中，隋抱朴们在历史“反思”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赋予并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民主体的自觉的精神世界；接下来，孙家兄弟和金狗们所要继承和实现的，则是在现实权变中继续探寻农民发展之路。也就是说，在《平凡的世界》、《浮躁》的叙述中，孙家兄弟和金狗们直面自己的现实生存境况，坚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艰难但又不无决绝地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也建构起不同人生取向、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农民主体空间。 众所周知，在建国以来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所加之在农民身上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匮乏，更是精神世界的鄙陋以及内在心理的残缺。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等级与分层，它阻碍着农民主体性的健康、自由成长，它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搭建起一个具有巨大裂隙的二元世界，并决定着农民的地位、家庭、婚姻、交往、情感乃至心灵的向度。正是城乡之间的隔阂，造成了孙家兄弟、润叶姊妹的婚姻悲剧，使得真实的情感诉求不得不屈从于沉重的现实处境。富有意味的是，在情节设置层面，田晓霞在洪水之中英雄式的消逝，也与作者所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的强大的二元力量大有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