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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他“硬写”实例一样，这一天，青年陆祥过得并不顺利。他像丁玲自己一样，也刻意模仿工人的穿着和姿态，“他极力摹仿一些属于下层人的步态，手插在口袋里，戴着一顶打鸟帽”(第353页)，他所要做的不过也是走访相识的工人家庭。但是，他的走访不断遭遇挫折，陆祥甚至成了众人嘲笑、戏弄的对象，他与大众融合的努力恰恰显示了隔膜的存在。(29)与此相关的是，鸽笼一样密集的宿舍、龌龊的人群、肮脏腐臭的环境，乃至一些“愚顽的脸”，不断作为“风景”穿插在叙述中，进一步暗示了这位通信作者对劳工生活及精神状态的厌恶，他的情绪也因此受到影响——“说不出的难过，他坐在马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太阳快下去了，晚风拂着他的面颊。”(第356页)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沮丧时刻、难过时刻，不过是另一种“出神”的时刻，它们包蕴了生产性：正是在沮丧和挫败中，转换的方向和方法才会被重新思考、检讨，个体与大众发生关联的复杂性、艰巨性也会被更深入地认识。然而，在这样的时刻，“石平的叮咛”每每也会自动在耳畔响起：“开始总是困难的，一切棘手的事都应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要忍耐，坚强，努力，克服自己的意识……”(第350页)“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要深入到他们里面，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好好地慢慢地来吧。”(第353页)这些打气的、鼓励的话语，缺乏实际的内涵，却有一种催眠的效果，让陆祥一次次振奋起来，摆脱沮丧的情绪，“又快乐了”。 石平的叮咛，具有神奇的催眠力量，同时又显得有些空洞，这似乎表明一切尚在探索之中，有关工农兵通信的有效方法，不仅作家丁玲，“左联”的前驱或领导们也不一定能准确把握。(30)尽管如此，石平的声音还是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更大的理性存在，只有在困难的不断克服中，这种“理性”才能更深入地展开，陆祥也是这样告诫自己：“石平说的话没有错，他应照着他说的去做。这些不如意的事都是意料中的。”(第357页)在这个意义上，与大众的隔膜，“硬写不能”的困境，在小说中与其说作为一种负面的因素被屡屡提及，毋宁说是作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被加以强调。因为，如果将革命理解为一种更高的理性，那么它的展开必然包含了对困境的克服，如果没有这个困境，革命的展开就缺乏说服力和内在性。作为引领者、训导者，石平在小说中从未出场，只是作为陆祥耳畔的声音存在。(31)怎样理解这个模糊的形象，也为理解陆祥的“硬写”留下了暧昧的空间：一方面，石平的声音似乎代表了那更高的理性，作为一种外部律令，只能倾听，不能有效对话；另一方面，陆祥听到的只是一些抽象的鼓励、一些打气的话，并无实际方法和内容的指导，这又似乎象征了那种更大的理性，也尚未日常化、体制化。对于室内的作者陆祥以及丁玲而言，它仍然是一种远景，需要个人的创造性实践，需要由全身心的投入来揭示。小说的结局显现了这一进程的辩证延续： 在黄的电灯光下，通信开始了。他决定用文艺的体裁写出这时期的一段困难的工作，而尤其应该表现出的，是一种在困难中所应有的，不退缩、不幻灭的精神，虽然他或许还没有做到十分好。(第357页) 小说还是结尾于室内，结尾于写作的开始，这仍在某种循环之中，小说嵌套性的结构也最终显现。有意味的是，《一天》发表于《小说月报》时，末尾标明“五月八日一夜写完”，丁玲与陆祥这两位作者，在小说内外似乎也构成相互映射的关系。然而，这种循环不再是处身于符号关系之中的幽闭，而是写作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展示，是更高理性自我扬弃的展示。“硬写”的困境终于获得了正面的价值，写作的难度恰恰是新的经验和新的任务提出的挑战，一种新的历史创造力也就蕴含在困境之中。理性的召唤与“催眠”“硬写”的困境以及可能，重重张力交织在短短的“一天”(《一天》)中。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对作家“室内”生活的改造，就不简单是打破室内的封闭，或替代性地填充原来写作(理智)的结构性位置，而是必然内化到“写作”之中，“前进”的过程也必然落实为一种艰苦的攀爬，在挫折中实验，在聆听中反省，在困厄中不断把握可能的契机。考虑到“石平”所代表的理性，同样介入到了丁玲的生活中，(32)作家自己似乎也被它鼓舞着。因而，丁玲的“转向”并没有使她终止文学的“志业”，如很多同代的文学青年那样，而是在写作中不断去迎合这种理性的力量。在它的引导下，丁玲的文学面貌自此的确迥然不同了。 当然，那更大的理性仍像石平的叮咛一样，暧昧的内涵尚无从把握，将自我交托给它，完全信赖它的声音，自愿被它催眠，这样形成的写作“主体”，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包含了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进一步追问。况且那“出神”的时刻，并未因转向而完全消失，它们仍出现在丁玲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并带动了其独特个人风格的形成。作为宏大理性进程中个人主体性的某种残留，那些“出神”的时刻、那些怀疑乃至无助的时刻，其实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在文学风格本身的探究之外，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在与自我的纠缠与搏斗中，那所谓“更大的理性”，或许才有可能被进一步内在化，带来“室内”的觉醒。 注释： ①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拙文《“室内作者”与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3期。所谓“早期新文学的内在危机”，大致可从以下两个面向去把握：其一，在新潮读物、大小社团、学生读者构成的“文化场”中，高调的新文学“志业”难免沦为一种新的“生计”，封闭于文学消费与再生产的循环中；另一方面，五四之后被“发现”的个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历史参与，也难免沉溺于符号化的伦理观念，成为一个个苦闷的“室内作者”。 ②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1928年的《仍然是烦恼着》，仿佛就是她和胡也频日常生活的写照：早上，“蘋”把房间打扫干净，调好咖啡、牛奶，并把整本的稿纸打开，为“我”的写作做好一切准备。“然而一看到稿纸又仍然烦恼着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去捉住文字来对付蘋，我只好又呆望着他了”。最终，只能勉强地写出这样一个题目：“仍然是烦恼着”。(《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④1928年冬的《自杀日记》以“细的钢笔尖，沙沙的字一个簇新的稿纸本上移动”为开始，书写了女作者伊萨自杀前的内心挣扎。在小说的结尾，伊萨并没有自杀，而是将几页日记，交给了前来讨要房租的房东太太，让她去随便换几个钱。(《丁玲全集》第3卷，第182－190页) ⑤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⑥(18)丁玲：《年前的一天》，《丁玲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第265页。 ⑦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⑧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⑨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回忆，在五四时期，自己的一首白话诗刊载在一张副刊上，可她对文学并不大起劲，后来跑到上海，要学习“最切实用的学问”。后来因四处碰壁，来到北京，因寂寞和不满才开始写作。(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110页) ⑩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演讲》，《丁玲研究资料》，第100页。 (11)丁玲：《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丁玲全集》第3卷，第269页、283页。 (12)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1页。 (13)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丁玲对胡也频“前进”的叙述中，其实潜在包含了某种批评：“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对于胡也频转变后的小说，丁玲也并不喜欢，“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参见《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4)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15)对这种差异的分析，参见北岗正子：《丁玲早期文学与〈包法利夫人〉的关系》，《丁玲研究在国外》，孙瑞珍、王中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18页。 (16)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即使是沈从文，在谈及丁玲、胡也频20世纪30年代的变化时，也提及“一份新的理性慢慢的正在这两个人灵魂上占了优势，把浮在生活表面的感情加以洗涤，加以澄清，两人渐渐的变得单纯起来了”。参见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17)参见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一九二七——一九四二)》(节译)，《丁玲研究在国外》，孙瑞珍、王中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7页。另外，小说《岁暮》中的佩芳，陷入情感的纠葛之中，她买来新的日记簿，为了在新年里建设自己的生活：“我要无隐饰的，大胆说我自己的话。我要勉励我自己，使我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现在将我的必修课程，拟出几条，看到底该先做什么：……”(《丁玲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19)丁玲自己曾坦白：“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参见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0)梅仪慈注意到了丁玲早期作品的这一特征，曾提到：“丁玲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以主人公拿起笔来写作来结束最末了一段的，这一点十分明显。”参见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丁玲研究资料》，戴刚译，第564页。 (21)沈从文在《记丁玲》(续集)中写道：“当海军学生死去消息证实时，她在任何熟人面前，并没滴过一滴眼泪。……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这份不幸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女子。因为她知道必须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突然糟蹋自己”。(《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184页) (22)丁玲：《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23)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24)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 (25)丁玲于1929年4月创作的小说《日》，以“天亮了”为开头，以“明天，一切将照旧来回转一过”为结尾，在上海都市背景中，叙述了一个青年女性在小房间内无聊、困乏的生活。 (26)丁玲：《一天》，《丁玲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以下引文直接标出页码，不再另注。 (27)“左联”于1930年8月4日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就提出：“我们怎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阶级斗争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此文原载《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15日；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5页。 (28)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43页。 (29)这种难以化解的隔膜感，是左翼青年走入大众的过程常见的经验。据刘芳松回忆，1932年6、7月间，他和丁玲到沪东杨树浦工人区域走访，看到工人生活的惨状，引起了极大的同情，“使我跟他(她)们的距离缩短了，但我跟他(她)们的接触很困难，我还来不及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参见刘芳松：《“左联”回忆片断》，《“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30)在评述20世纪30年代初的“工农兵通信运动”时，王瑶有这样的评价：“由于当时还缺少实践经验，问题讨论得并不很深入，讲到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时也多半是从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着眼，很少接触到文艺本身的特点。因此虽然表现了为大众服务的热情和愿望，但并未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对文艺界的情况和工农大众的实际文化生活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参见王瑶：《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文振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页。 (31)在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个“穿灰布长衫”的“那人”，他匆匆赶来向陆祥传达工作指令，也说了些鼓励的话，但也拒绝与陆祥深谈，只是说“不，我们以后再谈吧，明天我这个时候再来。现在我还有事。好……”，然后就“匆匆跑走了”。(第351页) (32)在陆祥眼中，石平的形象是多重的，“因为在以前，他读着他许多诗集和小说的时候，他爱他，他断定这是一个热情、浪漫，而沉郁的诗人，可是当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在心中涌上来，却是‘他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同志呀；他那么坚强，诚恳，努力’。”(《丁玲全集》第3卷，第349页)这样一个诗人兼革命者的形象，或许会让人联想起在丁玲生活中掀起过波澜的冯雪峰，冯雪峰也恰恰是丁玲这一时期的直接领导。参见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