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主要通过作家所深切感受的地域文化资源及其卓越的文学表达得以体现。莫言作为底层出身，在底层社会长期挣扎和奋斗的作家，其接触最多的是高密县典型的底层文化和民间文艺。蒲松龄的《聊斋》、聂庄泥塑和高密剪纸、茂腔，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高密地域文化给这位家乡子弟最丰厚的礼物。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更须通过具有当地特色的语言来实现，其中还需体现作家整个的气质和灵魂。 关 键 词：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学与地域 作者简介：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275 程光炜(1956- )，男，江西婺源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 无论就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讲，文学与地域文化都是关系密切的。不能想象完全没有地域背景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即使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这样以揭露内心秘密而故意隐藏国家和地域的作家，也同样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地域文化是文学通过语言叙述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潜在的指南针，文学的语言，实际可以说就是某国文学或某位作家的地域语言。这已为中外文学史屡次证明过。 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一定意义上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体现的，没有语言这个媒介，所谓作家的语言个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比如鲁迅和沈从文都是采用现代白话创作小说的，他们的白话运用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无人能比的天才的程度。但是，有心人可以仔细琢磨一下，剔除鲁迅所谓“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不说，光就他犀利、刻毒和深刻的语言看，就明显是取自他的故乡绍兴师爷的文风的；绍兴师爷寸铁杀人、老吏断狱的那种一笔就能致对方死地的犀利文笔，更深层次上是来自浙东人有仇必报的血性型的地域文化。而沈从文同样如此。他的散文化抒情化的文字风格，与湖南湘西山高皇帝远的偏僻闭塞，与当地多民族杂居，也就是说远离中原儒家文明和道德规范约束等等原因，是密切相关的。湘西文化，鼓励着人的野性、随心、无节制的自由和天然人性的培养，长时期浸润在这种地域文化中的沈从文，出笔就沾染着湘西山水、习俗和文化的滋养。这是连作家本人都意识不到，而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潜在背景，是文学史专家非常在意，而作家在批评家们指出以后，则越来越强调自己的这种地域和语言特性了，通读成名之后的几乎所有著名作家的访谈录、自述、创作谈等等，都强烈和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 不过，“地域文化”与“文学”不能一对一地一概而论，无法指望一篇鸿篇大论就能解决的。对不同作家来说，他们的创作与地域文化的亲密接触，可能是多方面的，处在不同分层上，因人而异，精彩纷呈。确切地说，每个作家对故乡这个地域的理解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其亲身经历有关，而且他们感触环境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千差万别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老舍不是父亲早亡，又是层级较低并且破落的八旗子弟后裔，他不可能接触旗人下层社会，包括一整套的习俗文化。于是，他是以“穷人”的视角理解那个在历史大潮荡涤中，已成为北京底层社会的旗人世界的。这种穷人身份，使他感触这个社会时有了一点愤激，也有了一点温热；有了一点世俗烟火气，也有了一点希望超拔于这个阶层之上的胸襟和眼光。因此，让老舍来写北京旗人社会，他不用文人修辞，就复原和重现了后者的习俗礼仪、语言特点和处世之道；反过来，这些习俗礼仪、语言特点和处世之道，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老舍小说的叙述风格，他的表达方式。浓厚的北京地域文化，通过作家创造性的想象，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的舞台，他也因此获得了北京“市民诗人”的称号。 莫言因构筑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世界而举世闻名，这个地方也因为作家而为世人所知。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小学五年级辍学，在故乡做了十年农民，1976年参军入伍。又经过将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因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走上文坛，又因小说《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而名满天下。底层出身，底层社会的挣扎和奋斗，使莫言接触最多的是高密县典型的底层文化和民间文艺。蒲松龄的《聊斋》、聂庄泥塑和高密剪纸、茂腔，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高密地域文化给这位家乡子弟最丰厚的礼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