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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王安忆为什么对这个女劳教犯人念念不忘？也许原因在于，她虽然不是唯一的气质上佳者，但却是唯一的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面对采访的人。从采访一开始，她就用一种非常柔婉的形式回避王安忆的提问，一直到采访结束，所能了解到的她的信息也就是档案卡里面记载的：“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如果推算一下小说中阿三的年龄，大概也就是和这个女劳教犯差不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提供或者讲述任何（完整）故事的她者。王安忆在她身上实际遭遇到了一种失败，在采访的开始，王安忆其实是有不一般的动机的，那就是：“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做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但是很显然，她不仅没有洞穿她，更没有制服她。在采访手记中，王安忆一再提到米尼的故事，似乎米尼是她在这个采访中的一个异常成功的“斩获”。但我在这种反复强调中看到了某种不安，因为正如前面所言，米尼并不能穷尽，或者说也不能克服她面对那个文雅而沉默的疑似精神病的女劳教犯所遭遇到的“创伤”，这可能构成了一种记忆，而当她在《我爱比尔》的开篇就那么自然地写到了白茅岭女子监狱的风景之时，她其实又回到了那种记忆和失败之中，她遭遇到了某种写作学上的创伤，而阿三，不管她的原型是否来自那个不说话的“采访对象”，但是在其潜意识中，她似乎就是那个女劳教犯的某种化身，她现在开始开口说出其故事。对于王安忆来说，这个故事是一种填充，其对象是在白茅岭采访中所遭遇到的那些沉默的空白；这个故事也是一种克服，克服因为那种“没有故事”可供言说和书写的恐惧；同时，这个故事还是一种洞开，至少在创作《妙妙》、《米尼》、《我爱比尔》这些作品的时刻，王安忆试图展示一种更社会化的视域，即使她做的并不是那么如其所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