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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路人”与意识形态审查的内化 “同路人”主要用来指一些不能够从完整意义上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的追随者，它隐藏了革命主体实行意识形态审查的理论装置。但文学“同路人”与革命主体并不一定指的是具体的作家与批评家，对于每一个左翼的“同路人”而言，意识形态审查可能已经内化到他的内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之中。《北斗》杂志“创作不振及其原因”讨论征文中，有许多作家都对创作者小资产阶级性和“同路人性”提出了批评，这正体现了作家在“理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同以及对自身“落后”思想状况的批判性认知。总起来说，在“理智”上接受革命，又不能摆脱出身阶级的“情感”成了一个内在于“同路人”作家的难题。 这里的所谓“理智”并非一般意义而言的理性等含义，而是特指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同，背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要想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认同，当然就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其他人才行。所以，对于革命主体来说，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必然的任务。对接受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就和他此前的思想构成了对应关系。接受者出身阶级的思想总是需要被马克思主义所“克服”的，它只能属于非理性的“情感”领域。换句话说，对于处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状态的人，其实也就是“同路人”来说，“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就成为必然。 苏汶曾经有一篇文章被收入由“左联”组织天马书店印行的一本谈作家经验的著作《创作的经验》之中，这篇文章名字叫作《在理智与情感冲突的十年间》。苏汶认为自己的创作经验“使我心里默契着好像是布哈林底这种主张：只能学到像无产阶级那样地去思索，不能学到像无产阶级那样地去感觉。可是现在，听说布哈林底这种见地要称是不正确的了”(14)。所谓“像无产阶级那样地去思索”，指的是“理智”上可以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而“不能学到像无产阶级那样地去感觉”指的是无法获得无产阶级的感觉。换句话就是说，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能够从“理智”上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但对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的获得是无能为力的。苏汶显然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苏汶的这种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进步作家所遭遇到的一个共同问题。现在一般认为徐訏是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作家，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实际上是十分“左”倾的，后来还一度同情托派。他曾回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组织“中国左翼心理学家联盟”的事情，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强有力地约束和归化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情感的时代氛围(15)。就穆时英来说，舒月批评穆时英小说中“意识”不正确，穆时英的回答是理智与情感的不统一，他的书名就叫作《南北极》。杜衡为穆时英辩护也说，“时英的理智往往压不住情感”(16)。苏汶是明白“同路人”中的意识形态审查的道理的，所以他说，“严格地说，截止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无产作家存在，即使在‘联盟’之内的作者，也大都只是以‘同路人’的资格而存在着吧”(17)。 然而，在处理“理智”与“情感”冲突的问题上“第三种人”显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苏汶“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了“第三种人”论争的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要倡导于1928年前后。苏汶认为自己在“第三种人”论争中极为著名的“搁笔”正是从普罗革命文学提倡开始，“一九二九起以后这三年间，我只字不写，这才是所谓‘搁笔’。有时候也想，什么都管他妈，自己写自己的；但同时我很明白，假如放纵自己底感情一写，由于当时生活上的苦闷，定然是些牢骚抑郁之作，于是每一次创作欲底萌动，都被理智硬生生地克服下去，这样把我闷了三年之久。”(18) 苏汶显然对“指导理论家”所要求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写作产生了抱怨，这就成了“第三种人”论争的开始。冯雪峰在“第三种人”论争结束的文章中认定，“苏汶先生等对于我们，现在显然已怀有深刻的反感”。“我们”指的是由“左联”代表的“左翼文坛”，但应该说主要指的是包括冯雪峰在内的“左联”“指导理论家”。冯雪峰仍然沿着“指导理论家”的思路认为，苏汶等的反感“分明是以我们和苏汶等的立场与理论的不同，及我们——‘左翼文坛’的宗派性与苏汶先生等的气质而形成的”(19)。不过冯雪峰也补充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苏汶先生等的气质”。韩侍桁也说自己“脾气很倔，不行就吹”，虽然解释的是自己和鲁迅断交的原因，但也不无交代自己参加“第三种人”活动原因的意思(20)。韩侍桁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他认为杨邨人“目中无人”，写文章“文笔不正派，捕风捉影，乱弹一气”，这正是鲁迅讨厌杨邨人的原因。似乎个人人格正是构成“第三种人”敢于向“左联”叫板的主观因素。当然，这些因素被冯雪峰转化成了“阶级的偏见”，也就成了与“理智”对立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