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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药眠小说《李宝三》的文学史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林分份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李宝三》是黄药眠抗战后期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李宝三》在题材、主旨方面继承了鲁迅在20年代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但它所塑造的个性复杂且颇具异域情调的番客李宝三的形象,却也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视野和表现空间。《李宝三》是客家文学史上表现归侨生活的优秀小说,其对方言土语的运用,则开启了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先声。作品所展现的李宝三身处困境之时“对于运命的挣扎”及其人性的光辉,大大超越了众多现代乡土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境界。
    【关 键 词】《李宝三》/乡土小说/异域情调/地方色彩
    【作者简介】林分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在此前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黄药眠为研究者所青睐的小说作品,是其小说集《暗影》①中的短篇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该作品最初发表于1939年2月18日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第3卷第9、10期合刊上,主要描绘了抗战爆发之后,以陈国瑞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员表面高谈抗战,实则醉生梦死、虚伪堕落的生活画面。据此,王瑶、唐弢、严家炎、钱理群、朱栋霖等文学史家,主要将其归入抗战时期以张天翼《速写三篇》为代表的讽刺小说序列,着重肯定它在“塑造反面人物形象”、“揭发抗战痼疾”、“侧重道德虚伪性的揭发”②等方面的特色。迄今为止,这也是学界对黄药眠的小说创作成绩的主要定论。
    然而,从抗战爆发至新中国建立之前,除了以国统区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暗影》外,黄药眠还出版了另一部小说集《再见》③以及其他几篇未入集的短篇小说。这些篇章,在创作视野、思想主题方面,都比《暗影》集中的作品更为开阔,其表现手法也更为丰富和圆熟。尤其是小说集《再见》中的短篇小说《李宝三》,更是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本文拟从《李宝三》入手,试图探讨这篇长期被现代文学研究者忽略的小说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从一个侧面呈现抗战以来黄药眠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及其历史意义④。
    小说《李宝三》约二万二千字,最初发表在1944年3月10日重庆出版的《文艺杂志》第3卷第3期,篇末标有“一九四三,十,七日脱稿”字样。作品以粤东韩江上游的人民去南洋谋生为背景,讲述了归来“番客”⑤李宝三由风光无限到穷困潦倒直至死亡的故事。
    小说原文共7节。第一节写李宝三从南洋回到家乡附城,穿着时髦,出手阔绰,成为受李氏族人尊敬、爱戴的番客。然而,不到半年,他的手头渐渐拮据,乃至无力置办过冬的保暖衣物。小说第二节借由另一位番客熊致祥之口,讲述了李宝三在南洋做工的种种经历。小说第三节则写李宝三的老婆病死了,他想去赌一份棺材本回来,可是赌输了,只能将老婆草草下葬。自此,李宝三的底细暴露了,成了族人眼中的“流氓赌棍”。小说的第四、第五节展现了作为小工和厨师的李宝三在生活中的诸多面向:他不仅深知各位熟客的性格脾气,而且能做中西菜点,使得小饭馆生意兴隆;他同情穷苦人,总是或明或暗地给乞丐们一点剩余的饭菜;他略通中医药知识,用干牛粪医好了一位外乡老婆婆的单烧症,从此成了穷人们的免费医药顾问;凡此等等。小说的第五节则写李宝三不惧人言,与一个被乡人视为“发花癫”的陌生女子恋爱、结婚,并高调享受“自由恋爱”的幸福生活。小说的第六、第七节则叙述了李宝三的再次沉沦及其最终结局:李宝三的第二个老婆不到一年也病死了,他意志消沉,再次堕入好赌的生活,乃至搬去跟叫花子们同住,每天半夜出去偷菜偷鱼卖钱度日;然而不久,他忽然消失了,三个月后,当他爬回家试图将仅剩的两间房子转让给道先叔(李道先)的时候,却受到了道先叔等人的辱骂和驱赶;第三天,李宝三被发现死在了他第二任老婆的坟上。小说的最后以小吃店的食客怀念李宝三所炒牛肉的“又脆又嫩”结束。
    对于该篇小说,黄药眠自称“是写我们家乡的所听所闻”⑥。换言之,这是一篇忠实于作者家乡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在黄药眠写作《李宝三》的同一年,上官筝(关永吉)在《揭起乡土文学之旗》一文中就指出:“作家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并认识了自己的生活,且能把握了自己民族的性格与特质,而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就是‘乡土文学’。”而鲁迅那篇“典型了中国国民的性格”且“更明确的显示了中国的社会”的《阿Q正传》,正是“乡土文学”的杰出作品⑦。可以说,后来的“乡土文学”作家,在鲁迅《阿Q正传》的启发下,创造了一系列阿Q式的形象,如许钦文《鼻涕阿二》中至死都遭人歧视的鼻涕阿二,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中被人霸占了老婆和家产的猪三哈(周涵海),台静农《天二哥》中借着酒意欺负弱小的天二哥,王鲁彦《阿长贼骨头》中的惯偷阿长,王任叔《疲惫者》中因遭人诬告而沦为乞丐的帮工运秧,等等。这些人物的身份、经历和命运,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阿Q相似,以至于张天翼认为:“我们中国现在的许多作品,是在重写着《阿Q正传》。”⑧
    就小说所写主人公兴衰浮沉的过程来看,李宝三这个人物形象,实与鲁迅的阿Q原型颇多渊源。首先,主人公原本都身份低微且穷困不堪:阿Q是浙江绍兴农村一个无固定职业的无产者,平时靠打零工过活;李宝三则本是广东韩江上游地区的一个乡下摊贩,每天挑着篮子卖麦芽糖为生。其次,从主人公的经历来看,他们都一度成为当地的“名人”:阿Q进了趟城,回来后发达了,一度因手头有丝绸杂货成为未庄人关注的焦点;而李宝三去了南洋,回来后变阔绰了,更因整天出去“办事”,成为大家尊敬的“番客”。再次,他们发迹的过程都不大光彩,最终再次潦倒:阿Q到城里去做贼发了财,而李宝三则从南洋借了一笔钱跑回来;由于后来都暴露了底细,从而都为当地人所冷落、提防。又次,他们潦倒、死亡的原因也颇为相似:阿Q是被极有可能的“本家”赵秀才所举报,说他参与洗劫赵家,因而被县衙抓捕并枪毙了;而李宝三的偷菜偷鱼则极有可能被同族的李道先父子所告发,甚或由此遭遇牢狱之灾,最后潦倒而亡。
    不惟如此,小说《李宝三》借助主人公兴衰浮沉的过程,展现了粤东乡土社会的众生相。无论是绅士、文人、土学者,还是普通乡下人,小说通过描述他们对待有钱番客的眼光、态度和言行,揭示了城乡大众拜金、势利的心理。番客熊致祥在C城的大街上一走过,“在他后面就有不少的人闪着羡慕的眼睛……连在学校里读书的少女们有时也不免回过头来对这个财神投视一瞥多情的眼睛。”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绅士们的反应:
    还有那些绅士,有些眨眨眼睛,有些用手指伸进鼻孔去挖了又挖,有些则故作镇静,把那个身子有规则地向左右摇晃,他们的态度虽各有不同,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大家都在心里共同努力的:那就是大家都在极力地用着自己生了锈似的迟钝的脑筋,设法来向这个财神贡献一些好听的说辞。
    这个地方的文人和绅士,对金钱的崇拜几近于痴迷。其中有一位诗人,在一次宴会席上请求熊致祥给他的诗集捐印刷费:“只要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诗的前面,你的名字也就和我的诗一样永垂不朽了。”最后这位诗人所得到的数目“虽然不过十分之一,但也够他感激涕零了”。而中年绅士徐秀文,则常常在刺探熊致祥的家世,盘算着要把即将高中毕业的女儿送给熊致祥做妾。他甚至为此早早地拟好了说辞,寻思着找个时间去跟熊致祥说:“熊先生,小女虽是中等程度,但能够有机会伺候你老先生,那她一定会觉得十分快乐而且会觉得骄傲的!”
    对于金钱,普通的乡民又如何呢?小说一开头写李宝三“过番”回来给大家派发礼品、礼金的场景,对李氏族人的言语和心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绘:
    “你知道,他送给道先叔多少?一个人就五百现钱的红包……”李宝三的远房堂嫂,风嫂子暗地里说,伸出五只手指。
    显然的,李宝三的豪爽,很快就获得了一屋子人的尊敬。就是平素最看不起李宝三的李树明,一个中学毕业生,一向都是“阿宝三,阿宝三”叫个不了的,现在也不知不觉地把阿字缩了回去,而在“三”字下面凑上了一个“哥”字。
    自然,李树明对他都如此客气,其他的人更用不着说了。每当李宝三穿着那套西装翻领出去的时候,于是“宝三哥”,“宝三叔”,“宝三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喊着,简直像许多虾蟆,张口就叫似的。
    在众多族人眼里,这个原本卖麦芽糖的小摊贩阿宝三,已然成为李氏家族引以为荣的大人物。
    小说在刻画李氏族人拜金心理的同时,也描绘出他们逐利弃义、罔顾亲情的一面。当李宝三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们不仅未表同情,不予帮助,而且还施以各种冷遇与排斥:
    从此李宝三再也不从大门出入了,他总是从小门口溜出溜进,大家看见他都把面翻了过去。把笑容藏了起来。甚至有些人,一看见他走过,就吐一撮口水,来表示他的厌恶。虽然在过去他也曾吃过李宝三锅子里的猪肉。
    从此李宝三夜里回来,再也没有人替他开门了,在从前,他的老婆,还有些叔母,伯母,只要谁先听见,谁就会来开门。同时她们都知道,门一打开,她们的手里就可以接到什么。但现在谁也不来开门了,李宝三只得爬墙回家。
    李道先先生甚至对同屋的人下着秘密的命令:“阿宝三,不务正业,以后你们东西要小心……”
    此时,让李氏族人和众多乡邻亲近李宝三的理由,则是李宝三偷鱼偷菜贱价卖给他们的时候:“桥头的主妇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关于李宝三的谣言,但没有一个人不抢着去买李宝三的东西。”“连任嫂子风嫂子都赶着要来买。有时为了便宜,还叫一二声宝三叔。”
    不难看出,围绕在李宝三周围的这些人物,对于李宝三的遭遇,有着与《阿Q正传》中那些未庄“看客”相近的态度:阿Q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和吴妈,对于阿Q的遭遇,没有一点阶级弟兄之间的友爱心,只把别人的痛苦当作笑料来加以鉴赏;而李氏族人、温姓邻居、小饭店的老板、食客等一帮人,对于穷困潦倒的李宝三,也加以白眼、嘲笑以及排斥,乃至在关键时刻冷漠绝情、落井下石。无论是阿Q的“看客”还是李宝三的“看客”,他们的内心麻木都有如鲁迅所说,是到了“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⑨的地步。1945年,乡土小说家许杰指出:“我理想中的乡村小说,应该是通过现代的科学精神,而提炼了乡村的落后意识,指示人生与社会的前途的。”⑩就此而言,黄药眠的《李宝三》,当属于许杰所谓理想中的“乡村小说”亦即“乡土小说”的序列,更确切地说,是属于鲁迅所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的序列。
    谈及《李宝三》的创作,黄药眠宣称,它和另一篇小说《小城夜话》,主要“是写我们家乡的所听所闻,但当时立意也只求写出一些气氛和情调,并没有企图铸造出一些深刻的人物性格”(11)。虽然如此,就实际来看,小说《李宝三》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地方,仍然是通过叙述主人公兴衰浮沉的过程,塑造了李宝三这个具有复杂个性的番客形象。
    李宝三本是附城当地一个每天挑着篮子出门卖麦芽糖的摊贩,8年前到南洋谋生,干过各种小工。据番客熊致祥说,李宝三“脾气不好,好赌,偷了老板的钱去赌博,给老板知道了赶了出来”。欧战爆发后,“听说他借了人家两千多荷盾,就这样跑回唐山去了!”然而回乡之后,李宝三不务正业,不仅终日沉迷赌博,而且输光家产,乃至沦为小偷,最终潦倒而亡。综观李宝三沉沦的过程,不难看出他有着坏脾气、好赌、不守信用、狡猾、浮夸、虚荣、世故等众多负面因素,称得上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流氓赌棍”。然而,李宝三的身上也有着诸多正面的特点:他尊老爱幼,为人豪爽,在“风光无限”之时,不忘给族里的老人小孩派送礼金或糖果;他聪明伶俐,清楚各位食客的性格脾气和用钱的大方或小气;他勤劳能干,善于做各种中西菜肴,深受顾客们的喜欢;他急公好义,救人于危难且不求回报;他富有同情心,经常关照乞丐和穷困户,还劝老板和老板娘积德;他乐天安命,能够坦然接受命运的转折……不难看出,在作者的笔下,李宝三称得上是个亦正亦邪、善恶并存的人物。
    李宝三虽然去过南洋,但身上仍然保留着乡土中国普通人共有的某些特点:比如他一回来就给李氏家族的男女老少送礼物、派礼金,上演了“荣归故里”的一幕;比如他通晓世故,懂得去重点讨好李道先、李树明父子这两位家族里的伦理权威、学术权威;再比如他略通中医,用干牛粪帮别人治好了病,等等。然而,使得李宝三与众不同的,恰恰是他身上那些迥异于乡土社会普通人的面向。首先,李宝三回乡后,有钱却不务正业,整天沉迷赌博,即使“身家都赌了三副”,为李氏族人所鄙夷,他也不改恶习。其次,李宝三不守信用,从南洋借了钱跑回来,这本就让李氏族人难堪,而他沦落到小饭馆当小工,更是丢了李氏族人的脸,但他对这些都毫不在乎。此外,李宝三还有很多为普通人难以理解、接受的观念和行为:他认为人赚钱就是为了要花掉的,主张“积蓄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通通把他花光”;他追求洒脱,不重视个人名声,宣称“我又不要人家替我起牌坊……”他不顾李氏族人反对,坚决跟一个被湖墟王家赶出来的“发花癫的女人”结婚……
    李宝三的这些观念和行为,对处于乡土社会中的普通人而言,称得上是“异端”。而这些“异端”的来源,实与他在南洋8年所获得的异域经验密切相关。作者在小说后面的“注一”中指出:“广东韩江上游,赴南洋谋生的人极多,他们一去八九年或一二十年不等,因此他们回到家里也就带回来了不少南洋殖民地的风情。”韩江上游自古地薄人穷,为求发展,不少人只得抛妻别子,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谓之“过番”。但过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筹措路费,或典当,或借贷,或变卖物件,有的则被迫卖身,即“卖猪仔”,到南洋后白做3年来赎身。如此情形,诚如粤东山歌所唱:“家中贫苦莫过番,过到番邦更加难,若系同人做新客,三年日子样得满。”(12)同样是过番,有钱的番客可以自己做生意,而没钱的却只能给人担锡泥、割橡胶,工作繁重,生活艰苦,还要受当地人的歧视。不仅如此,由于身处异乡,一遇动乱,他们随时都有被抢劫、杀害的危险:“锡山州府纷纷乱,几多强贼抢人钱。有福之人银抢走,毛福之人命相连。”(13)
    据此不难推知,8年前就“穷得人嫌鬼恼”的李宝三到达南洋后,其生活遭遇的困厄与艰险。而这样的过番经历,对他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显然不无影响。当李道先劝诫李宝三不要再赌博时,李宝三说:“唉,道先叔,出门人生活寂寞,天下哪里有那么多的孔夫子呀。”而当别人质疑他在外头嫖赌过日子时,李宝三回答说:“出门人哪个不嫖不赌!有了两个钱,不快乐快乐又干什么呢!”很显然,李宝三的好赌、堕落,在他自己看来,多半缘于“出门在外”的境遇:流落异乡的寂寞感,加上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漂泊处境,难免让人容易产生诸如“人生苦短不如及时享乐”的消极念头。
    但另一方面,李宝三在南洋所经历的人生苦境乃至大风大浪,使得他面对命运转折和生活困顿,有着良好的心态。当李宝三从无比风光的番客沦落为小饭馆的帮工而遭人讥笑时,他如此安慰自己:“乡下佬,笑什么。笑我的鸟!有钱当番客,没有钱就给人家打工,这也用不着你们笑。”这种于无奈中夹杂着的傲慢,也与李宝三去过南洋、见过世面所产生的优越感有关。换言之,正是8年的过番经历,使李宝三获得了有别于乡土中国普通人的观念和视野。当李树明问他在外头做的是哪行生意时,李宝三的回答是“义和隆……你知道,替大头家管钥匙……钱箱里全是金银宝贝,荷盾……”或许正因为见的钱多了,李宝三养成了出手阔绰的习惯,“有了钱就只会花,不像他们那些吝啬鬼!”而当李树明又问他准备在家乡做什么事业时,他回答说“去见县长”,并宣称“我是华侨会的会长”,“中国地方大,矿又这么多,最好的办法是批一块地方给我,我替他们开矿”。虽然事后证明李宝三所说的这些大都是假话和空谈,但就是如此“一知半解”的见识和想法,也已折射出他对乡土社会的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的疏离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商业组织、采矿工业的认同。而这,也正是过番归来的李宝三与彼时乡土社会普通民众的一大差别。
    不惟如此,过番归来的李宝三,头脑中有着迥异于一般乡下人的审美意识、浪漫态度和婚恋观念。当他给过路的陌生女子送去食物后,女子吃完食物,对着他唱起了山歌:“风吹竹叶好青青,风吹阿哥真有情,竹叶不怕风吹打,有情难得耐心人。小溪外面是黄河,阿妹难得有情哥,莫说阿妹颜色好,山歌难得有人和。”见此情景,旁人都艳羡李宝三运气好,碰见了“发花癫的女人”,唯独他却对山歌赞赏不已:“唉,他妈的,唱是的确唱得好!”不仅如此,李宝三还从山歌中听出了爱的召唤,因而在第二天早上,他就把这个女子带回家,让她成为了宝三嫂。而此时的他,“面向着朝阳,带着一重欣悦的光辉”。在爱情光辉沐浴下的李宝三,也与以前稍微不同了:“衣服也穿得整洁些,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斜靠右边分成了一条很清楚的发路。炒菜时运用铲子的手腕,也格外灵活似的,对于客人的招呼,也特别的周到。”此外,每到黄昏,工作完毕,他就穿戴整齐,带着宝三嫂到河沿边去散步,或者碰见有什么晚会,或游艺会,“他一定要多方设法,向学生们找两张票子。在游艺会开幕前一个钟头,他就穿好了反领西装,白色衬衫[,]戴上帽子,欣然的偕着宝三嫂一同到会场上去了。”李宝三如此庄重的态度,显然也与他在南洋的阅历有关。据晚清诗人黄遵宪的《番客篇》所载,虽然多数在南洋的番客仍然保留着大陆的衣着样式,所谓“披衣襟在胸,剃发辫垂索”。但在婚宴、喜庆等重要场合,却也能入番随俗,盛装出席:“蕃身与汉身,均学时世妆,涂身百花露,影过壁留香。”(14)李宝三着装隆重地与宝三嫂约会,乃至一起参加晚会和游艺会,正显现出其在浪漫意识、婚恋态度方面对于南洋习俗、异域风情的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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