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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人眼里，彼时李宝三和宝三嫂的幸福不仅高调，而且公然逾越了当地人的禁忌。“有时，月亮清，于是竹林下，草丛里，山冈上，河沿边，不时浮起了女人的歌声。”“到了散会回来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们手挽着手靠得很紧呢!”如此恋爱场景，对于那些头脑中充满着“女红针业纺织，鲜抛头露面于市廛”(15)的保守观念的当地人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就有李氏族人警告李宝三，说宝三嫂来历不明，要小心吃官司，而小饭馆的老板也批评他的恋爱“做得太离题”，“有伤风化”。李宝三对此坚决给予了反击：“这是恋爱的事情，谁也管不着!在外头，到了夜里，那(哪)一株椰子树下没有人唱山歌……所以我说中国人学文明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外国人。”面对乡人的干涉和指责，李宝三再一次以来自“外头”的见识，展现了其浪漫意识、婚恋观念中所具有的异域情调乃至超凡脱俗的一面。而读者自此也不难看出，虽然李宝三在经历、命运方面与“鲁迅派”乡土小说中的阿Q、鼻涕阿二、猪三哈、天二哥、阿长等人物形象颇多相似，但与他们因“缺乏平等自由观念和人权意识”而演绎的人生悲剧(16)相比，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换言之，有着种种缺点的李宝三，却也因其乐于扶危济困的品行，来自异国他乡的经历和视野以及颇具浪漫意识、懂得男女平权、捍卫恋爱自由等各种思想和行为，得以与上述现代乡土小说中的“麻木者”、“落伍者”的形象区别开来。 194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论述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差别时，援引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陆沉论》(今译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关于西洋曾有亚普罗式(Apollonian)和浮士德式(Faustian)两种文化模式的观点，指出： 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在费氏看来，“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种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乡土社会容不下浮士德式精神的存在，“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17)借此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李宝三与李氏族人之间的差异。与李氏族人等普通乡下人相比，李宝三脾气很坏，经常变换工作，热衷赌博性刺激，追求及时享乐，钱赚到一定程度就会花光，主张“自由恋爱”……总之，追求生活上的激情、变化乃至冒险，无疑是李宝三生命的主要形态。而这种颇具异域情调、“浮士德式”的生命形态，对于乡土中国里讲究传统道德、秩序的李氏族人乃至普通人而言，显然是不容存在的“异端”。由此也就不难明白，无论是作为有钱的番客，还是作为“流氓赌棍”，李宝三何以一再为李氏族人、温姓邻居等怀疑、嫉妒乃至排挤了。 1935年，鲁迅在评价“乡土文学”时，曾含蓄地指出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王鲁彦等乡土作家的小说中，“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18)。与上述不同的是，黄药眠的《李宝三》所展现的主人公令人费解的嗜赌成性、善恶并存的个性品质，亦正亦邪的人生哲学以及超凡脱俗的浪漫意识和婚恋姿态，都使得这篇小说超出了“鲁迅派”乡土小说的范畴。换言之，在鲁迅评价“乡土文学”难有“异域情调”约略十年之后，黄药眠的小说《李宝三》成功塑造了在性格、情感、思想、行为诸多方面都颇具“异域情调”的李宝三的形象，不仅开拓了读者的心胸，也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视野和表现空间。 在客家文学史上，黄药眠是被誉为与郭沫若、李金发齐名的三位中国现代“黄钟大吕”式的客家诗人之一(19)，但有关其小说创作中的客家元素和地方色彩，至今却无人论及。就题材内容而言，小说《李宝三》无疑是一篇充满客家民系元素和粤东地方色彩的作品。比如，故事的发生地韩江上游，即今天的梅州市，古称嘉应州(20)，本是粤东客家人的聚居地；而小说所涉及的到南洋谋生的过番经历，也属当地客家人的生活内容之一。再比如，小说中所涉及李姓、温姓两个家族，正是粤东客家人常见的大姓；而写到“发花癫的女人”时，更是用了八句客家山歌来表达她对李宝三赠予饭食的感激之情。此外，小说中的赌徒李宝三，在现实中有其原型。在至今流行的粤东民谣和客家山歌中，有多处涉及讽谏或劝诫赌博的篇章，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赌徒吴三保的故事。粤东民谣曰：“赌博好唔好，问过吴三保，亲手造条万盛街，亲手卖到了。”吴三保是粤东兴宁县人(今梅州市辖下)，因以赌博为业，导致破产，其故事也被编入客家山歌《十望夫》中，被人们广为传唱：“三望亲夫莫赌钱，十个好赌九个难，赌博造街吴三保，三保本身卖到完。”(21) 小说《李宝三》虽然主要写的是李宝三兴衰浮沉的过程，却也从侧面呈现了粤东番客回归故里后的某些现实遭遇。客家人到南洋谋生，大多处境艰难，而少数人在艰苦创业之后，即使回归故里，也仍然可能受尽乡人刁难、盘剥乃至官府的迫害。黄遵宪的诗作《番客篇》，对此就有确实的描述： 岂不念家山，无奈乡人薄。一闻番客归，探囊直启钥。西邻方责言，东市又相斮。亲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曾有和兰客，携归百囊橐。眈眈虎视者，伸手不能攫。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事隔百余年，闻之尚骇愕。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镬?(22) 而现实中，归来番客的艰难境遇，直到三四十年代，在相关报刊杂志的报道中，仍然屡见不鲜(23)。 在小说中，李宝三的“荣归故里”，不仅为邻居温姓后生所怀疑，也遭到了李氏族人的嫉妒、刁难乃至迫害。小说第一节就刻画了李氏族人对李宝三的心理不平衡、嫉妒等复杂心态：“不过日子一长久，背地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比方李宝三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落锅，这就使得那些吃咸菜豆腐的人有点眼红。李树明的父亲道先先生就为此而大不高兴。”不仅如此，嫉妒、贪婪甚至在后来成为李氏族人报复李宝三的心理动因。风嫂子有一次没有吃到李宝三的猪肉，对此怀恨在心，因此后来在羞辱、驱赶第二任“宝三嫂”时，“她的声音特别放得那么高，故意使那个宝三嫂听见”。而为了霸占李宝三的房产，平时最受族人尊敬的李道先，也露出了虚伪、贪婪的真实嘴脸：“李树明早已同他的父亲一样打定了主意，要把阿宝三的那两间空房子拿去卖，这事道先叔于经过一番假装的沉吟以后，他就决定放弃阿宝三每个月所孝敬的蹄胖，而把假的契纸都做好了。”对于李宝三消失(或说被警察逮捕)3个月的缘由，小说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李道先父子，显然是最有可能的肇事者(告密者)。当李宝三爬着回家，寄望于将两间房产转让的时候，遭到了李道先“义正词严”地呵斥： “阿宝三，你今天还有面目回来见你的祖宗……你做了贼，吃了官司，做了叫花子……你立即替我滚，不然我就叫警察来把你拉回到监房里去。” “唔，你还要房子……试问你还有什么资格，回到李家来……见我们李姓的祖宗!你给我快滚。”道先叔完全不像吃蹄胖时那样善良了。 结果，在李道先道貌岸然的指责和李氏族人的合力驱赶下，李宝三被迫逃离了自己的家，放弃了他寄以厚望的房产，也最终走向了死亡。 无独有偶，在《李宝三》发表3年之后的1947年，广东籍作家陈残云的中篇小说《南阳伯还乡》由香港南桥编译社出版，该小说讲述的也是归来番客的故事：珠江三角洲的乡民罗闰田在年轻时到南洋艰辛创业，事业有成后带着女儿“落叶归根”，试图造福乡里，却遭到各种地方势力和官府的纠缠、敲诈和迫害，最后不得不再度背井离乡。归来番客的悲剧，又一次被文学作品所演绎。就实际来看，《李宝三》与稍后于它的《南阳伯还乡》，都称得上是反映归侨生活的优秀小说。然而时至今日，却没有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或地方文学史，曾对黄药眠的《李宝三》作过相应的介绍和评价，这实在是个不小的遗憾(24)。 对于木刻艺术和文学创作，鲁迅曾指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25)可以说，书写具有地方色彩的人物和生活，正是黄药眠《李宝三》的鲜明特色，也是这一时期他的相关小说的整体取向。而这实与作者彼时的文艺主张和自觉实践密不可分。1939年10月底，在桂林文协分会展开的“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讨论中，黄药眠指出，中国化的问题本质上也就是大众化的问题：“假如一个作家，他能够随时留心到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加以选择和陶炼，如实地写了出来，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有鉴于此，他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文艺作品醉心于模仿欧美作家的手法，所反映出来的真正中国人实在太少了，“因为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已并不是中国土生的农民，而是在都市里沾染了一些洋货的知识分子了”。而要创作出真正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伟大作品，在黄药眠看来，作家必须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必须“纯熟的运用土生的中国语气”，“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或者“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得他一天天的丰富起来”(26)。 黄药眠不仅如此主张，而且付诸创作实践。在比《李宝三》早约一年半发表的小说《一个老人》(27)中，作者用来表现人物的语言就已经显露了地方色彩。小说中描写傅叔公神情和语言的句子如：“他的眼镜呆呆地视着那地上冒烟的烟屎”，“(傅叔公说)让他们有财有宝的去搬!他们的命都是金枝玉叶，我们的命都是猪屎狗屎!”这里的“烟屎”、“有财有宝”、“猪屎狗屎”正是粤东一带的土语。而比《李宝三》早4个月发表、后来也收入小说集《再见》中的《小城夜话》(28)，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我今天还有点手尾……”(洪子良说) “唔，这样无思无想的人!”陈老板斜乜着他，低声骂道。 “想不破啦，嘻嘻，女人们就是这样的……”(刘先生说)(29) 这里的“手尾”、“无思无想”、“想不破”等，不仅展示了人物所处地域的特点，也流露出其言语里面的立场和态度。 而在小说《李宝三》中，除了凸显人物身份的“番客”、“过番”等当地俗语外，作者在描写人物对话时，采用地方俗话、土语的现象尤为突出。比如： “义和隆……你知道，替大头家管钥匙……钱箱子满是金银宝贝，荷盾……”阿宝三抛浪头，就把心目中认为最阔绰的职业，拿来加在自己的身上。 “那有什么，我又不要人家替我起牌坊……”(阿宝三说) 学生们看见了，都会笑他“李宝三，你这样好心，你死后金童玉女会带你上天堂……” “现在做长辈的也太没有牙根，如果是从前曹叔公还在的时候，唔，那她就休想进我们李家的门，一百个屎扫帚来铲……”风嫂子亦高声附和着。 “唉，现在这样的乱世，还管得那么许多，只求阿宝三有职业，不会在家里偷鸡吊狗，也就罢了……”(道先叔说) 这里的“大头家”意即大老板，“抛浪头”意即吹嘘自己或吓唬人以显示自己威风、出风头，“起牌坊”意即立牌坊，“好心”意即好心肠，“没有了牙根”意即规矩、态度等不严厉，“屎扫帚”指专门用来清理粪便的扫帚，“偷鸡吊狗”意即偷盗禽畜、不务正业。以上这些无论是单词还是短语，都属于地方方言的习惯说法，放在对话内容中，无疑使得人物的言语、神态、思想具有粤东一带原生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氛围。对此，黄药眠在小说篇末“注一”中也着重指出：“在直接引用语里面，在必要时，也采用了一些土语，但作者并没有想把许多别的地方的人所难于了解的土语也都一律掺杂进去。因为有些土语，可以用国语代替，而其意义完全一样的，也就无需乎用土语了。”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为了增强作品中语言的土味，这一时期黄药眠的个别小说如《县长》、《一个老人》等，在表现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方面，甚至出现了不合汉语语法的情况： 县长太太起身想去到茶几上倒开水。(《县长》) “那就让我来去罢!”吴秘书自告奋勇。(《县长》) (傅叔公说)“现在的富人家，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体!越来越没有规矩，接到封皮就是信，也不同人家商量，好像日本人已经走到大门前一样，马上乱烘烘[哄哄]的，全副身家搬去走!”(《一个老人》) 傅叔公的老花眼睛才一□□那个被人叫做寿嫂子的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她胖肥胖白的躯体有着一股中年妇人的臃肿。(《一个老人》) 这里的“想去到”、“来去”、“搬去走”、“胖肥胖白”，无论是表示动作还是状态，都不是标准的汉语语法，而是方言土语的用法，作者将他们用在描写小说人物上面，正是为了展现这个地方的“气氛和情调”(30)。 不难看出，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方言土语，已然成为这一时期黄药眠小说创作中的某种整体趋向，而这也印证了作者此前的主张：“创造文学民族形式上的中国化大众化的问题不应该只当成问题来讨论，而应该把它看作为一种运动，作为创作的实践。”(31)或许，正是居于此种自觉与实践，黄药眠在《李宝三》等小说中对“地方色彩”的呈现以及对方言土语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开启了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先声(32)。 总体而言，黄药眠的小说《李宝三》以欧战为背景，借由李宝三兴衰浮沉的故事，书写了战争中粤东侨乡人民的生活、心理和社会众生相。只是，与30年代乡土小说追求农民群众、集体力量的展示以及抗战爆发以来乡土小说追求反抗意识、阶级斗争等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美学原则相比，小说《李宝三》所塑造的主人公，不仅不是一个进步者、反抗者的形象，而且是一个有着诸多缺点和复杂个性的赌徒形象。换言之，撇开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不谈，李宝三与许杰《赌徒吉顺》中的吉顺、刘贝汶《赌徒别传》(33)中的水郊等，堪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赌徒形象。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李宝三与吉顺、水郊等赌徒相比，看似相同的嗜赌如命中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吉顺越赌越输，由于扳本心切，甚至准备把自己的妻子典给别人生孩子，以换取赌本；水郊则输光了其父留下的家产，为逼迫母亲把仅剩的菜园卖出去，甚至用柴刀砍伤了她，以至于面临牢狱之灾。在吉顺、水郊那里，不断地试图扳本，却又不断地赌输，内心嗜赌的魔鬼一直推着他们往前走，而自始至终他们的心中也只信奉一个上帝，那就是金钱。而在李宝三这边，对于自己的嗜赌，他十分忌讳，每当有人和他提起赌博话题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别人再问下去。此外，李宝三虽然好赌，却并不奉金钱为上帝，其乐善好施的品德，平等、浪漫的意识及其“挣钱是用来花”的潇洒态度，更远非吉顺、水郊等赌徒所能比。 尤为重要的是，李宝三并非一味地沉迷赌博。在输光家产后，面对欧战背景下日渐窘迫的生活困境，他也努力过、抗争过。第一任老婆死后，李宝三到小饭店当小工和厨师以养活自己。娶了第二任老婆后，他一度“为了这女人戒了酒，也戒了赌!”由此过上一段虽仍贫穷却堪称幸福的生活。而第二任老婆死后，他也没有放弃，希望有人借他一笔钱来开一间小伙食店，甚至有过去当“革命家”的念头。当家里所有的东西卖光后，为了过日子，他甚至搬去与乞丐同住，并干起了偷菜偷鱼的勾当。经历牢狱之灾后，他爬着回家，仍然寄望于将两间房产卖给李道先以换几个钱度日……总之，李宝三穷困潦倒直至死亡的过程，正是其面对生活、命运不断抗争的过程，也是其与吉顺、水郊等赌徒最为本质的区别。 1936年，茅盾在一篇题为《关于乡土文学》的文章中指出：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34) 茅盾在此强调的是，衡量“乡土文学”价值的标准，并非取决于作品对“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而是取决于作者是否“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或曰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生活感悟，由此展现那片土地上的人“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不难看出，小说《李宝三》所写李宝三从摊贩到番客，再从番客到赌徒、小偷直至死亡的兴衰浮沉的过程，正是人性本能、求生欲望所驱使的对于生活的抗争过程，也就是茅盾所说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不惟如此，李宝三在穷困潦倒之时仍能保有古道热肠，坚持乐善好施，并且大胆追求幸福，更是折射出令人惊叹的人性光辉。在这个意义上，同样是书写赌徒或者破产者的命运，与许杰《赌徒吉顺》、刘贝汶《赌徒别传》、王鲁彦《阿长贼骨头》、彭家煌《陈四爹的牛》、王任叔《疲惫者》等现代乡土小说相比，黄药眠的《李宝三》显然具有了更为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