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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入主流市场：鲁迅、莫言与麦家作品海外传播的启示 中国文学进入海外主流市场，从译介算起，鲁迅作品历经83年，莫言作品历经22年，麦家作品仅仅用了4年。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已跨越了鲁迅作品传播的“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它的海外传播在提速，尤其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关注度。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注度并非认同度，唯有产生广泛的带有普遍性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才能更多地、源源不断地进入海外主流市场。基于此，鲁迅、莫言与麦家作品的海外传播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1.作家要确立国际性的宏阔视野，融入世界文学经典的共同要素 作品是作家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反映。所谓国际性的宏阔视野，是指作家立足本土，洞察并把握国际文坛的发展态势，根据不同国度和民族所共同认可的鉴赏标准与评价规则进行文学创作，在题材的选择、素材的积累、故事的编织、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主题的揭示以及创作方法的运用等一系列创作环节上，使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对接。而对接的渠道和纽带，即融入世界文学经典不可或缺的共同要素。这里的共同要素，既有思想内容方面的，比如，对人类真、善、美的弘扬与褒奖；也有审美习惯与接受心理方面的，比如对文学文本以及艺术手段的理解与认同。同样是抗日题材，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在于他能够把中国山东高密这片土地发生的人物和故事，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作品由此而别具一格。而“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又恰恰是他把握世界文坛动向、拥有宏阔视野的结果。同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麦家的《解密》评为年度优秀小说，其推荐语认为，“终于有一本不需要欧美读者对中国有特别了解就能读懂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由前情报部门人员创作的这部小说，因其很好的节奏和新奇的故事脱颖而出。”[10]这里，“很好的节奏和新奇的故事”之所以能“读懂”，恰恰是因为作品是世界性的，它蕴含着文学经典的共同要素。 2.创造富有感召力的文学表现形式，彰显波澜壮阔社会生活的真谛 就中国当代文学说来，它所彰显的生活真谛，是作家对特定时代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力和超群的艺术创造力的凝结。文学的表现形式作为艺术创造力的体现，又反作用于思想内容，选择适宜的、相应的文学表现形式，不仅能开掘民族命运阐释的深刻性，且能产生强烈的感召力，在受众内心世界产生共鸣。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采用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尤其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这在当年说来，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首创。它以主人公独语自白的叙述方式，揭露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对知识分子乃至对民族的摧残可谓入木三分。同样，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所运用的“六道轮回”的表现形式，奇特而智慧，绝妙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的政治运动、历史变迁和农民的命运起伏，尤其是揭示了敬畏生命、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深邃、厚重的题旨。如此卓越超群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作家的独具匠心，也为海外受众所理解、所认同、所欣然接受。由此说来，富有感召力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作家原创力的生动体现，也是提升海外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认同度的媒介与保障。正如文化学者金元浦所指出：“只有具有高超的传播能力，才能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只有抓好原创力，才能传播好中华文化。”[11]所谓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无不是通过作家对民族历史、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而得以彰显，并使作品成为波澜壮阔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如此，中国文学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中国作家才能更多地拥有国际话语权。 3.注重与海外文艺理论界开展学术交流，在世界文学谱系中赢得认同与尊重 鲁迅作品的海外传播，其学术研究的引领性启示我们，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12]的态势下，以学术交流为推广推介、沟通对话、增强理解、拓展受众的媒介与平台，愈加显得重要和必要了。其意义在于：洞察世界文学发展前沿，学习他国先进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段，掌握他国受众的审美兴趣与阅读习惯，为传播中华文化、光大中国文学形象提供借鉴，这是其一。其二，探讨世界文学的共有规律，确认文学批评的共同标准，在与他国文艺理论家的互动互融过程中，阐释中国的文艺主张，构建富有公信力的中国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为拓展海外受众，发挥理论支撑与智囊作用。其三，彼此就共同关心乃至存在分歧的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坦诚交流，气氛友好，畅所欲言，既不盲目迎合、迁就对方，又拥有自我、抒发己见，如此求大同、存小异，有助于消除隔阂与误读、对立与冲突，在相互理解与包容中，实现文学传播与文学发展的互惠共赢。 4.培养传播对象国度本土译者，实现中国文学落地生根 鲁迅、莫言和麦家的作品能够进入欧美主流市场，蓝诗玲、葛浩文和米欧敏功不可没，换而言之，每位作家的身后，都站着一位既熟悉读者的接受心理、阅读兴趣和语言习惯，又能娴熟地驾驭母语的本土译者。并且，近年来，其他诸多在海外引起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也都是海外译者或生活在英语世界的华裔所为。这似乎揭示了一条规律：传播对象国度本土译者更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就此，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传播上采取的都是由国内翻译家把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做法，效果并不好。……原因很简单：翻译的传播过程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13]。为了消灭这“两差”，应统筹规划，采取相应措施，培训传播对象国本土译者。例如，在译者本土化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布全球的优势，让尽可能更多的与汉语言文化接触过的人，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就像比利时姑娘乔海霖那样：高中阶段参加了孔子学院汉语学习→大学选择了中法翻译专业→毕业后参与到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翻译[14]中来。这其中，中国情结和对汉语的兴趣养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不断发展造就本土的译者队伍，才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落地生根。所谓生根，即作家、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能走进海外受众的心里，并为汉学家、作家、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就如同在国内，提起列夫·托尔斯泰，人们就立即想到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提起哈姆雷特，人们就知道这是莎士比亚的杰作。当然，“生根”较之“落地”任务更艰巨，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是，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远大目标，有了它的召唤，愈加激励我们与海外传播对象国度的本土译者携手同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