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学术研究对作品进入主流市场的驱动性 以1953年陈珍珠在芝加哥大学完成首篇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为开端，60多年来，海外的鲁迅研究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并且，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在译研并重的“渐进期”尤其是这样。尽管如此，鲁迅作品的受众主体仍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的汉学界，确切地说是在汉学界与主流市场之间的缓冲区域徘徊。因此，一旦进入以研究为主的“多元发展期”，在翻译资源趋减的态势下，鲁迅研究的专著与学术论文就分门别类地在英语世界出版或发表。正是这些学术探索与理论建树，引领、驱动着鲁迅的作品走出学府、走出缓冲区，走向民间、走向不同阶层的受众群体。“企鹅经典文库”这一出版品牌对于英语世界的文学认定的标准性与标识性，为鲁迅小说全译本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一普通受众群体推波助澜。加之著名译者、汉学家蓝诗玲出色的“二度创作”，鲁迅作品进入英语世界的主流市场已是水到渠成。 二、莫言：作品海外传播22年，荣获诺奖彰显了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莫言作品传播海外，至2012年10月他荣获诺奖，历时22年。回溯这一历程，较之鲁迅作品英译，莫言作品英译的价值取向更多地聚焦在审美欣赏上，即为英语世界的受众提供中国文学的阅读文本，由此可见市场是第一位的。在这样的翻译理念映照下，海外汉学界以莫言作品为文本研究中国社会已经退居其次。特别是有着中文小说翻译泰斗之美誉、又被戏称为莫言“御用”翻译的葛浩文先生，既着眼于译著的销量，更致力于以原著质量取胜促销量。在他30余年的中文小说翻译生涯中，有20年在翻译莫言的作品。由此看来，莫言海外传播的特点，更多地体现在其作品的胜出上。 1.彰显民族文化底蕴的深邃性 莫言荣膺诺奖之后，不仅国人为之振奋，世界文坛也好评如潮。其中，最权威的阐述莫过于诺奖评委会的“授奖词”了：“莫言的文学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不仅如此，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致辞中也指出：“莫言的想像力超越了人类的存在，他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4]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地域情境，对历史的描述大气磅礴。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密结合起来”，“每个人物都不再受某种‘观念’的挟制，全都在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的大撞击、大冲突中辗转挣扎、奋斗奔突”[5]。再如他的《生死疲劳》，作为一部中国农民回归土地的深刻反思之作，通过50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揭示了农民对土地不可分割的血肉情缘。历史是文化的积淀，文学是历史的再现。即使从传统土壤上生成的反叛精神，也带有传统母体的印痕，也是传统母体的杰作。因此说，莫言所再现的历史，彰显的是民族文化的底蕴，其思想内涵的深邃性必然感染着诺奖评委，也自然赢得了英语世界的受众。 2.反映社会生活方法的奇特性 诺奖“授奖词”将莫言的创作方法概括为“魔幻现实主义”。魔者，神秘、奇异。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即亦虚亦实、亦真亦幻。虚幻的是作家通过奇思狂想所创造的神奇意境与意象；真实的是广阔的社会生活本源。它具体表现为作家以奇特的思维方式，编织出奇妙的故事，在文学受众中间收到出奇制胜的传播效果。就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说来，既是野性的、脱俗的、狂放不羁的，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又是梦幻的、超验的、坚忍不拔的，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就作品的结构及其表现方法来说，是罕见的、别具一格的、他人所不曾运用过的，令人耳目一新。如《生死疲劳》，尽管也是传统的章回体，却出神入化地通过佛教的“六道轮回”把中国式的荒诞与魔幻呈现在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世界受众面前。所有这些，使莫言作品以独有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拥有着、也培养着潜在的国际读者。正如作家张抗抗所言：莫言作品所呈现的“狂野的个人风格，突破了传统叙事的樊篱，把中国本土的乡村历史、日常生活、战争与文化，以作者丰富的人类情感与奇特的想象力，用西方读者更为熟悉的现代小说叙事方式，进入到世界文学的阅读视野。”[6]27 3.译介语种落地的辐射性 就作品(包括学术著作)翻译说来，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将本土的作品翻译成他国语种，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其二，将他国的作品翻译成本土语种，如林纾；其三，将他国的作品翻译成本土语种之后，又有翻译家依据这一落地的本土语种转译为第三国度的语种，笔者将其称为语种落地的辐射性。据统计，莫言的作品已被译为英、德、法、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挪威、瑞典、韩国、越南、日本等不同语种，这其中，德文版本、法文版本等许多小语种的不同版本都是根据葛浩文的英文版本转译的，这种辐射性，是对首译作品的认同与肯定，也是对首译者的最大褒奖。葛浩文与其说是“帮莫言得奖的功臣”[7]，不如说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功臣。他的中文小说首部译作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此后，一“译”而不可收，不仅莫言，还有贾平凹、刘恒、王朔、阿来等20余位中国著名的实力派作家的40余部作品，都是通过他的“二度创作”走向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家冷梦深有感触：“从清末民初，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就有一大批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的优秀翻译家，我们熟悉世界文学，但世界并不熟悉中国文学。事实上，我们缺乏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国文学的优秀翻译家。”[6]62的确，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更多的像葛浩文，需要更多的语种落地能产生辐射性的翻译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