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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举子：“待问条目，搜抉略尽” 如果说景德条制后，有司（考试机关）把取士变成“较艺”的话，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举子为了应对，便不得不变化策略，改变关注点：由先前努力创作出优秀作品、然后奔走势利之途以求“誉望”（注：宋初（太祖到真宗），科举制度处于转型期，故尽管当局禁止请托，但进士行卷之风仍然存在。参见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转移到在考题上打主意，比如“搜括题目”——现在叫“建立题库”，以便“打题”。这是科举风气的又一重大转折，对举子影响极大，据苏轼说，当时“打题”已达到“待问条目，搜抉略尽”（见下引）的程度。具体而论，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举子大量使用策括、套类。为了对付策论及经义考试，儒师、书肆相互配合，煞费苦心，从可能拟作时务策、经义题目的经、史书中进行“地毯式”搜索，然后编成策括、套类，利用“题海战术”进行“打题”。这类策括、套类又被称作“兔园册子”（《兔园策》出唐代）。上引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曰：“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10]（卷25） 这不只是个人的看法，元祐八年(1093)三月二十三日中书省言，也如是说：“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4]（8之36）南宋人岳珂说得更详尽：“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类编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市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而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11]（卷9） 上引庆元四年(1198)礼部侍郎胡纮主张出“合题”，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打题”，他说：“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有骈四俪六之巧。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积日穷年，搜括殆尽；溢箧盈厢，无非本领（《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引作“初无本领”）。主司题目，鲜有出其揣拟之外。”[3]（5之20） 看来，只要“锁院较艺”存在一日，“搜括题目”就一天不会止息：它们是科举考试制度催生的一对孪生儿。如果下看清初的情况，此弊殆无药可救。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曰：“今日科场之弊，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誉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3]（卷16） 二是诗赋、策论、经义等类时文集大量刊售，以供举子揣摩。《直斋书录解题》卷15著录《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并谓“《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绍初年时文也，《擢象》则绍兴末。大抵衍举场屋之文，每降愈下。”《宋会要辑稿·选举》5之21载，庆元五年(1199)正月，礼部尚书黄由等言：“乞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仍乞检会陈谠所奏，将《三元元祐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擢犀》、《拔象策》同加参订，拔其尤者，并付刊行，使四方学者知所适从，由是追还古风，咸资时用。从之。”[4]（5之21）则《解题》所录《擢象策》，“擢”当是“拔”之误；而《擢犀策》、《拔象策》两书皆时文集，庆元前已有刊本，至是又由官府选刊（所谓“拔其尤者”）。这有如今天的考试参考书，在宋代相当流行，有的见于书目，部分还流传至今，如魏天应编、林子长注《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十卷即是。明何乔新《论学绳尺序》曰：“若此书所载，则皆南宋科举之士所作者也。”《四库提要》道：“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当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于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9]较之单纯的“打题”，这类书重在传授技法，但最多也只能培养出摹拟高手。 三是科场作弊频繁。经义考试中的传义、怀挟，各科都屡见不鲜的“代笔”（现在叫“枪手”）等等，作弊方式层出不穷。科场作弊虽不始于宋代，但由于景德条制后糊名、誊录的普遍实施，“较艺”成绩的好坏成了录取的唯一依据，于是侥幸在卷面上“取胜”，便是举子要竭力争夺的出路，以至不择手段，作弊就不可避免地普遍化和频繁化。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详之[12]，此不赘。唐代“采誉望”的科举模式，造成“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而为“行卷”奔忙的“风景线”（注：《文献通考》卷29《选举二》引南宋项安世语。），这固然不是科学的选举制度；但就“采誉望”这一点论，似乎多少带有重能力和素质的因素，因为“名”毕竟不可浪得，若没有一点真本事，就算得到有力者的吹拂，也未必能被社会接受。宋代自景德科举条制之后，既然“卷面”决定一切，于是“应试”遂成为举子最主要的价值取向，他们（甚至整个社会）都在为对付考题而竭思尽虑，即便有志于创作，也得待获得“名”之后。文学就这样被“挤”出了考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