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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关键词：宋代 科举 文学 君子事业 举子事业 作者简介：祝尚书(1944-)，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论及宋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学者们往往将科举及科举考试列于其中。（注：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概说》，在论述“对促进文学的繁荣起着积极的作用”的因素时，第二项就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且特别提到“实行了封弥制度”（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第293页）。馀不烦举。）早在宋末，就有论者以为宋诗之所以不及唐，是因为宋代未能坚持以诗取士（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沧浪诗话校释》第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似乎若宋代“以诗取士”不动摇的话，也会像唐代一样，成为欣欣向荣的“诗国”。那么，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如何？已故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指出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详后引）。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也认为唐代进士考试中，“按照对省题诗的要求，以及省题诗的具体创作实践，来比较唐代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二者正好是背道而驰的。”[1](P410)他们对唐代科举考试与文学之关系的结论，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但能否引申到宋代？这无疑是宋代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惜乎迄无较确切而有说服力的解答。 笔者认为，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难以简单地描述，大体可从两个层面，即外部效应（也可称间接影响）和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主要指与文学关系相对较密切的进士科考试，下同）进行审视。就外部效应论，科举虽带有极强的功利导向，但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应当充分肯定。但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很容易产生片面性：过多地看到科举外部效应的积极面，甚至以外代内，赞美场屋时文，而忽略或掩盖了其内部运作的真实面目（当然，内、外两个层面并非截然分离，它们又相互影响，特别是社会文风，必然反映到科举考试中来）。我们认为，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也就是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考察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才能揭示出两者的真正关系，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得出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故本文拟从科举制度的核心——科举考试切入，去考察宋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某些“外部”层面。 《宋史》卷155《选举志序》曰：“宋初承唐制。”具体而言，宋开国初的科举制度，乃行后周之法，而后周又承唐制。（注：宋太祖乾德二年(964)九月十日，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请准周显德二年(955)敕”云云，太祖“从之”，见《宋会要辑稿·选举》14之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此后科举条制虽时有修订，但基本原则和框架没有大的改变，即在考试的同时兼采“誉望”（社会美誉度）。（注：参见《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亦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中华书局1979年版））直到真宗朝制订出《考校进士程式》、《亲试进士程式》（本文统称“景德条制”），有“宋代特色”的科举制度方始形成。景德条制的核心，是将科举考试中糊名、誊录制度化、法律化，目的是“防闲主司”。所谓“防闲”，就是严格限制考官的权力，这是宋太祖以来诸帝的一贯思想，意在杜绝以“行卷”为主要形式的请托之风，防止像中唐以后利用“门生座主”关系酿成的朋党之祸。景德科举条制在科举史上是划时代的，它是对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客观上，糊名、誊录制结束了“公荐”、“行卷”等制度漏洞，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场仪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无疑是一大进步。与此同时，举子也由读书作文转而专攻“举子艺业”（简称“举业”）。我们认为，欲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应当以景德条制以后的科举考试作为研究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