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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看到很多历史“另类想象”，原有的民族对立、意识形态对立，似乎都能在这些新“包容性想象”得到新的解决办法。而这些包容性想象，有的是更宽泛的民族主义，如龙德施泰特的《另一种历史》，重新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在抗战胜利的历史关头，让国共继续合作，对抗苏联入侵，直至建立两党制的，美国式现代文明强国。有的则表现为对革命理想主义的留恋与反思的双重情绪，如豫西山人的《重生之红星传奇》以红军湘江惨败为背景，描述了刘一民从红军战士成长为军长的经历，既写出了对革命叙事的怀念，也写出了对“左倾”专制主义的痛恨；有的则试图在大中华议会制度下实现民族的和解与共同繁荣，实现以商业立国的理想，如阿菩的《边戎》，写了一群穿越者，在疑似北宋末年的朝代，建立民族现代国家的努力。也有些小说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性征服模式的反思，酒徒的《家园》没有将草原民族和汉族对立，而是写出了各自的文化魅力和内涵，而长城上矗立的那把威武不屈的大槊，最终让李旭拼死守卫战场，也让幽州大总管罗艺放弃了让异族进长城的念头。《家园》表现出的守望家园的和平意识、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及文化交流的开放姿态，无疑是穿越小说的新民族国家叙事最好的注脚。在这种新的民族国家意识之下，很多穿越历史小说，也出现了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特别是那些经过五四启蒙和革命意识形态双重改写后的历史人物。例如，庚新的《刑徒》，将汉高祖刘邦塑造成了无能的混混，而将吕雉描述为深明大义、聪慧善良的女人。大爆炸的《窃明》质疑袁崇焕的民族英雄身份，以民族国家意识，对袁擅杀毛文龙，与后金私自媾和等行为进行了谴责。天使奥斯卡的《篡清》，对晚清著名历史人物的“重审”，颠覆了中国近代史对戊戌变法的“启蒙进步”描述，光绪的无能软弱，慈禧的阴毒自私，康有为狂热的名利欲望，翁同龢的首鼠两端，都被作者写得淋漓尽致。 灰熊猫的《伐清》则是这类以民间民族国家想象，“重新设计中国现代道路”穿越历史小说的代表。穿越者邓名来到了清朝初年的四川，在他的帮助下，反清复明的力量大大增强。然而，和一般的穿越历史小说不同，该小说的重点并不在民族复仇上，而是试图在民族和解、双赢的思路下，通过互惠的双边贸易，海外殖民贸易，配合强大的科技创新，实现一种类似“欧盟”的民族国家联合体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这个思路下，邓名既重视发展军事，更重视发展商业和科技，注重现代法律和议会制度建设，甚至主动给自己的权力套上枷锁，容忍不同派别和政治思想的存在，兼容并包，共同发展。在他的带领下，贸易联盟不断扩大，这种经贸和政治合作的方式，团结了周培公等江南各省总督、李定国等各类反清势力，甚至清政府和吴三桂。而联合政府的立国思想，正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每个人才能的“个人主义”。当书院的学生询问邓名的做法的原因，邓名回答： “你们中有的人有农业的才能，会培育出高产的作物；有的人有工业的才能，能设计制造出精巧的机器；有的人有文学的才能，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有的人有绘画的才能，可以描绘壮丽的山河……如果没有机会学习，你们的才能就会被埋没，太阳日复一日的起落。但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有你们的才能施展出来，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让我们永远不受到野蛮人的威胁，让我们的子孙享受到他们祖先无法想象的生活。因此你们要学习，当你们找到了你们的才能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有了光辉的未来。” 在灰熊猫的民族国家想象中，“邓名的中国”，摆脱了中国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血腥杀戮立国的权力更迭，既是一个现代国家，有着欧美式的民主制度，又符合中国的国情，有着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独特的人性化魅力： “我的志向？”邓名哈哈一笑：“我希望驱逐鞑虏后，院会里坐满了来自全国的议员，他们代表着全天下的百姓……”说到这里邓名突然停住了，他本想说希望议员们会在他进门时全体起立鼓掌，出门时议长会说“我们代表全体国民，感谢您多年的为国效劳”。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问题入手，我们也可看到网络历史穿越小说的“独特微妙”之处。如果说，惊悚、玄幻等网络小说类型，利用网络消费平台，完成通俗文学的市场化发育，那么，穿越历史小说则充分地利用了历史想象的政治性。假如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也有很强的消费性，也是建立在现实政治焦虑基础上的历史消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我们能发现从“戏仿”和“戏说”到“穿越”的逻辑变化轨迹。 “戏仿”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理论语汇，在1990年代的小说中，戏仿是我们理解小说与历史关系的切入点，王小波的《红拂夜奔》，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刘震云的《故乡到处流传》，李冯的《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孔子》，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都有“戏仿”的特征。华莱士·马丁认为：“戏仿本质上是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体裁的种种形式特定的夸张性的模仿，其标志是文字上，结构上或者主题上的不符。戏仿夸大种种特征以使之显而易见，它把不同的文体并置在一起，使用一种体裁的技巧去表现通常与另一种体裁相联系的内容。”(14)无论是作为文体的互文性，还是作为修辞性，戏仿所要表达的历史观，往往是对权威的历史观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挑战和道德嘲弄，它们要表达的，往往是更个人化的，颠覆性的，甚至有几分狂欢化虚无色彩的文本。因此，王小波将“风尘三侠”的故事，变成了数学流氓、神经歌姬与变态杀手的情感纠葛；刘震云笔下，曹操变成了满嘴河南脏话，喜欢玩女人和大铁球的败类；李冯的笔下，武松变成了胆小鬼；苏童的帝王则变成了玩命的走索艺人；阎连科的视野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高爱军的性爱狂欢。可以说，戏仿有强烈的消解历史宏大叙事的效果，无论启蒙还是革命，在戏仿的参照下，都被剥夺了宏大的权威性。 然而，和戏仿这样纯文学色彩强的语汇相比，还有些适合影视传媒的，更软性的，商业化历史的处理方式，比如常用在电视剧的所谓“戏说”，如《康熙微服私访记》《戏说乾隆》，这些“戏说”有传统说唱艺术的残留痕迹，评书、京剧等传统艺术，就有戏说的传统。历史与个人主义的关系，在戏说之中，往往更温情，调侃，但“敬畏”依然存在。可以“游戏”着说，但不可“仿”，因为“说”有客体的，旁观者的位置，而“仿”则有主体性的模拟行为。在影视剧这些商业行为更浓厚的文本形式，历史往往因历史人物的世俗化拉近和平民百姓的距离，历史人物也往往能更多地展现出人性化和日常化面貌。如《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皇帝访问民间疾苦，不惜装扮成叫花子、矿工和饭店老板，既让民众因为身份差距变化，带来观看趣味，又让百姓认同清官思维。当然，戏说的过程，由于夸张的修辞，也有可能变成荒诞的搞笑，如周星驰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鹿鼎记》。 “穿越”历史小说，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变得更加暧昧。《穿越时空的爱恋》(席绢)与《寻秦记》(黄易)是两部早期的穿越小说，它们关注的还是“穿越情节”所引发的浪漫情愫和“历史错位拼贴”所引发的知识乐趣，“戏说”和“戏仿”的味道还很重。然而，2005年后，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阿越的《新宋》、桐华的《步步惊心》等网络穿越小说再次勃兴，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含量、意识形态意味和叙事特征，却变得更复杂，读者对此的接受心理，也变得更加丰富。个人主义的诉求，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诱惑，在历史的解构中，又透露出了极强的历史建构性。历史穿越小说，空间感是不断开拓的，而时间感却表现为历史意识本身的模糊，或者说，更强的当下性，无论穿越到何时空，我们总是以现代人眼光来看待并改造历史——我们明知这是假的，但偏要把它当作真，并在其中收获心理快乐。这种心理愉悦，并不仅是叙事预先反转导致的张力，已知历史结局与主人公奋斗之间的对立，而且是“过去”对“现实”的刺激，现实失去历史感的疼痛，身在“过去”找到了历史存在感，而现在则无从选择，当下生活是逃离的，痛苦的。这种双向的心理张力，其实将叙事者角色一分为二，一个古代的，一个现代的；而且，读者的眼光也由此被一分为二，一个古代的视角，考虑真实性问题，二是从现代的角度，考虑是否满足共同体想象和个人主义主体性。 然而，尽管网络穿越历史小说表现了当下中国对个人主义和新共同体理想的呼唤，但穿越与戏仿、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穿越并不能真正形成文本内部“可逆性”和“互文性”，却可以形成叙事声音和眼光的“虚拟占有性”。这也是双重的占有性，是对真实性和虚拟性的双重占有。戏仿的可逆性中，反思是存在的，借着过去反思现在，借着现在反思历史。然而，穿越历史中，前提被假设为“真”，又是真的“假”。历史本质论意义的真实被完全取消，而沦为某种游戏的兴奋点。真和假的界限模糊了。历史也就变成了“不可知”的事物，这些不可知的历史残留物不是从颓败废墟爬出的亡灵，而是“当下现实”所腐变成的僵尸。它既是死亡之物，又是在当下的活物。它“非生非死”，却对生和死同样贪婪而执着；它拥有“死亡”的终极不朽性，也拥有“生”的行动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极端心理刺激性(半死)，它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个人主义和集体性之间，求得某种致命的诱惑。然而，它又只能成为当下社会中国现代性“无法完成”的某种症候性表象。 很多文艺理论家认为，“短暂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语)的“最后十年”至关重要，1990年代后，是多元代替一元，大历史观念走向终结的时代，大历史观念既指中国现代以来形成的革命历史观，也是新时期新启蒙历史观。1990年代后，又是后现代来临的“非政治化”年代。汪晖称为“去政治化”：“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15)。这些去历史化的小说，集中体现在从王朔到王小波、朱文等很多持边缘化姿态的个人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家身份也在90年代开始摆脱集体束缚，以自由撰稿人，独立小说家、甚至网络写手的身份认同，不断地在标识着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的时代的带来。 网络生存的状态，也部分改变了阅读和共享文化空间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变得更“个人主义”——这首先让我们更少参与公共性普遍伦理和事务，而是“守在电脑前”，靠网络虚拟空间形成的社交网络，进行虚拟想象活动。这种网络的文学生产、阅读、传播和评价体系，由于网络虚拟性质，带有更大的个人性。后现代社会的重大形态转变就在于，原有民族国家想象这类集体性宏大概念都已失效，而弥散的个体主义导致社会呈现出原子化状态：“后现代性的进程进一步地促进了个人的自由与选择，这使得维持持久的或永久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后传统时期，我们更容易摆脱那些让我们感到不满意的人际关系，同时，我们也因此平添了对于其他人是否可以信任的疑虑。于是，某些社会资源就会受到削弱，而这些社会资源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16)有的说法是，互联网让交往回到部落式地方性认同状态，而“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指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不特定大多数或特定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总称。自媒体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贴吧、论坛等网络社区)的出现，让自我认同和自我确认，具有更大的民主性和个人主义特征。 但是，“去历史化”只是新时期以来的一种历史思维倾向，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城市化进程加快，人际流动性的增强，出走于革命、新启蒙等宏大叙事的中国社会，也在悄悄地增长着对于个人尊严、自由与民主的现代性建构热情。所谓网络“个人主义”，无疑具有很大虚拟性和现实制约性，也有理论家乐观的“理论预设性”。中国的网络文化传播，与西方相比，虽处于全球化过程，但无论“脱历史”，还是“自媒体”式个人主义，与中国现代性本身发育还有很大差距。在主流政治依然具权威性和执行力的中国，在依然存在巨大发展动力与现代化建设可能性的中国，任何脱历史的幻象与虚拟个人主义表征，都无法掩盖现实中“建构自我”的诉求。不但高度自治和民享基础上的网络个人主义并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境，即便传统自由民主体制建设，中国还有很多路要走。也就是说，媒体方式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不过是将其变得更模糊与不可控。由此，那些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中共同体诱惑与个人主义气质，与其说是新媒体时代造成了虚拟认同形态，不如说是网络释放了那些被传统文学和官方意识压抑的现代性渴望，而表现出的对个人权力、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和民间化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激情。陈晓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历史化进程不一样，西方是由个人力比多推演出了伟大历史，而我们由于民族国家和道德的理念过于强大，则由集体性观念推导出大历史。即便我们拆解历史惯性，但大历史逻辑却制约着我们时刻身处历史幽灵之中。”(17)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些荒诞不经的穿越历史奢求，这些反“纯文学”的通俗文本，潜藏着“个人”的现实批判和建构渴望？ 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要表现的“个人主义”，恰不是理论家归纳的后现代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以虚拟方式书写的，更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诱惑”。因为“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不外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与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建立”(18)。这种诱惑，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定义，表现出某些民族国家想象发生之初的表征，如主体的人，对物质欲望的肯定，对资本契约精神的推崇，对男女平等的追求等。这些东西恰又不是“戏说”和“戏仿”，而充满了建构的热情和自信——也许，这恰是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中国特色”，也符合詹姆逊“永恒的历史化”的判断。詹姆逊认为：“依据表现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叙事进行阐释，如果仍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诱惑，那么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了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断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有关历史与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象的基本范畴。”(19)在中国逃离红色教堂，狂奔于现代化旗帜的道路上，“穿越历史”似乎并不是为“留恋过去”，而是宣告那些“集体思考和集体幻象”：那些铁血金戈、或资本兴起的世界征服故事，“男卑女尊”的爱情征服故事，为当下个人奋斗梦想和共同体所诱惑，写下了曲折隐晦的“寓言”。 也许，这些寓言的“荒诞”在于，“最真实”的穿越，就是“最完美”的罪行。高精度的历史仿真游戏，代替历史真实渴求，恰说明了当下历史建构的被压抑遮蔽的缺失状态。由逃离现实和批判现实所组装而成的“穿越历史”征服快感，同样蕴藏着深刻的脆弱和冷漠。然而，正是这些荒诞不经的“穿越”故事，组成了一个仅仅是“表象”，而缺乏“实践能力”的世界。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说：“假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其实情会永远地隐退，且由于无痕迹，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20)也许，正是个人主义、共同体诱惑、穿越史观，构成了穿越历史小说的“三宗罪”，让一切试图缔造“伟大复兴”的官方宏大叙事主流企图遭遇了尴尬的背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