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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校诗人走进大学诗教课堂，大大丰富了学生的文学生活，加深了他们对诗歌、对诗人的理解，丰富和立体了他们对诗人及其创作的想象。驻校诗人制度为诗人与学子间架起了心与心联通的纽带，大学课堂为驻校诗人、学生搭建了交流的平台，驻校诗人在分析学生创作的同时可以激扬起学生自身的生命激情，引领他们感受诗韵和生命的深度与美好，激发他们的审美敏悟力。驻校诗人可以很自如地以诗歌为切入点，与学生进行心灵和“生命意义”的交换式、影响式对话。例如，现在提及路也的诗作很多毕业的学生还回味着朗诵《木梳》时古典温婉而美好的诗韵；一位写过李轻松评论文章的学生曲建敏深深受到诗人内在生命热力的影响，当他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中还不能忘怀；当年曾纠结于阿毛的《当我的哥哥有了外遇》是不是优秀的当代汉语诗歌的学生已经出了诗集；有的学生模仿李小洛的《省下我》的句式、节奏将日常生活中的碎片生成诗意；王夫刚笔下的村庄与沉重触痛了很多外省的学生，唤醒了学子们对担当的渴望；徐俊国启发了当时在校研究生朱林国对生态诗学的关注、研究，直至这一理论介入朱林国自己的毕业论文(12)；杨方的故乡之爱与痛，挥之不去地萦绕在学生们的脑海；慕白关于包山底的饥饿记忆、人间温情，激荡着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莘莘学子的心灵。 施教过程中，最有诚意的听众——学生，诗思的徜徉本自蕴含在他们青春的激扬中，学生的灵光闪耀也时时感染着早已远离学校的驻校诗人们。驻校诗人在修改、点评学生诗作以及与学生切磋讨论中，也会有深深的触动，汲取新鲜的体验，反思自己的创作，有助于诗人保持旺盛的创作动力和创作锐气，有助于诗人的成长。正如杨方所言：“给同学们批改诗歌作业的同时，也是我自己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作为一名驻校诗人，学校给了我很多的锻炼机会，我在和同学们的交流中不仅提高了自己，丰富了自己，也从同学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平时无法学到的东西。”(13)可见，驻校诗人切实地走进大学课堂，这与那些知名作家仅举办几个讲座的“名气驻校”(14)有实质性差异。 与此同时，大学的人文气息不断地熏陶浸染着驻校诗人，很多驻校诗人以他们窗前的白杨树为题创作过诗作。(15)大学的学术氛围、研究条件，尤其是跨学科的交流和图书设施等，为驻校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优越的资源和便利的条件。校园对诗人的写作会产生阶段性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曾说：大学的物质条件或许不太好，但大学里有最大的诚意以及最好的听众，这一点，足以打动那些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有信心、有承担的作家们。此外，莫言对驻校作家制度也给予过高度评价：“作家从封闭的书斋走出来，进入学校，设帐授徒，直接和年轻人打交道，会使自己年轻起来。在社会生活中，大学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端，与他们交往，肯定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保持锐气，必须不断地从外界汲取新鲜的东西。作家进入校园，对作家的写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如果直接和作家打交道，听作家谈创作，也会获得许多从正儿八经的高校老师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作家进校园，对作家和对学生都是好事情。”上述两者所论，涉及不同的层面，可谓鞭辟入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