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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因占流寓主导 时代地理特征鲜明 流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说有两种：一是个体原因，一是社会原因。其中，社会原因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又分政治、军事（战争）、外交、经济等。而有些流寓原因则是多重的。 个体原因。李白一生的流寓尽管也有社会原因，但更多是他个人的原因。他少年时代深受道家影响。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几位著名道士是开元年间很受朝廷重视的人物。李白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至大。青年时期他隐居大匡山读书，从赵蕤学纵横术。蜀中又是一个有任侠风气的地方，侠士之风概对李白也有影响。道教与侠士之风的影响，使李白形成了任侠使气、豪迈纵横、落拓不羁的个性。 此外，李白少年家境甚好。他“一生好入名山游”，“散财千金”多与此相关。这并不是说李白不热衷功名，他其实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很强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入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天宝元年他奉召入京，供奉翰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是他人生最得意之时，也是他建盖世功业的大好机遇，但因他“粪土王侯”、不受约束的个性以及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不久便得罪权贵而被迫离开长安。 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义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社会原因。政治原因之流寓。据《史记》卷六《秦本纪》、卷八十五《吕不韦传》载：秦王政九年（前238），有人告发长信侯嫪毐常与太后私通，已“生二子，皆匿之”，且二人私下决定，等政死后，立嫪毐之子为王。政闻奏大怒。同年四月，政至雍（今陕西凤翔南），在蕲年宫举行加冠礼，准备亲政。不料嫪毐乘机矫诏发兵，并召其门客等叛乱，攻打蕲年宫。秦王政调兵镇压，斩首数百，俘获嫪毐等人，将以嫪毐为首的20余人枭首、车裂，灭其宗族。其门客重者处死，轻者为鬼薪（即罚徒役三年），被剥夺爵位，安置于房陵 （今湖北房县）者4000余家。这4000余家万余人流寓蜀地，乃因宫廷之政治斗争（实质是一场宫廷政变）。古代历朝历代被贬官员的流寓皆为政治斗争使然，概莫能外。 军事（战争）原因之流寓。据张荣芳《南越国史》载：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后，50万大军留居岭南。这50万大军皆由北方招募而来。《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载：汉之飞将军李广之子李陵于天汉二年 （前99）率大兵5000人北击匈奴，被匈奴8万军围困，弹尽粮绝，援兵不至，被迫投降，流寓匈奴20余年，过着困窘孤独的生活。最后病死匈奴。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五年（311），匈奴攻破洛阳，掳走怀帝，杀王公士民3万余人，大量人口为避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即所谓“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战乱导致的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根据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的计算，此次南迁侨民约65万。 外交原因之流寓。苏武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武帝天汉元年，他奉命以中郎将身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流寓匈奴19年。他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渴饮霜雪，饥吞毡毛，掘鼠食草，“节旄尽落”，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始终心念中原，匈奴多次劝降而不从，保持了凛然节操。清人江恂《咏穹庐雪》诗曰：“穹庐雪，嚼复咽。毡毛已尽雪不歇，雪能冷骨不冷心，十九年来觉长热。风沙大地惨无春，只有手中之节冻不折。”对苏武的流寓生活和节操作了概括描写和高度赞颂。 苏武是因出使而被扣留流寓匈奴。西汉另一位举世闻名的女子则是为和亲而流寓匈奴的。《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载：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汉元帝竟宁元年 （前33），呼韩邪入朝，汉对之礼赐有加。王昭君乃西汉南郡秭归 （今属湖北）人，17岁被选入宫。昭君流寓匈奴几十年，死后葬在匈奴（其坟墓称为青冢）。她在匈奴虽被封为王后（宁胡阏氏），但内心依然幽怨悲伤。 经济原因之流寓。古今商贾行旅之流寓无不为经济贸易。这里举一个特例，即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开辟者张骞。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结盟西域之大月氏国共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领100多人的团队，从都城长安出发，打算穿过河西走廊，到达远迁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大月氏国。不幸途中被匈奴扣留，流寓匈奴达10年之久。前129年张骞逃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不愿与匈奴为敌，联盟的目的没有达到。前128年张骞返程东归，再次被匈奴俘虏，两年后又成功逃脱，于前126年返回长安。 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共击匈奴。张骞率300多人顺利到达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大宛、大月氏、大夏等国，其足迹遍布中亚、南亚许多地区，最远曾至罗马帝国与北非。这次出使因乌孙国内乱而联盟失败。前115年，张骞在乌孙国使者护送下回到长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初衷是达到联合大月氏、乌孙抗击匈奴的外交和政治目的，均未果。但他两次出使，将中国的先进技术、丝绸、作物栽培法等传到了西域，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带回中国，取得了丰硕的经贸果实。 自此，东西方商贾往来络绎不绝，一条商路出现在东西方之间，寂寞的沙漠从此响起了东西方商队交往的驼铃声。因中国经这条商路运输的货物以丝绸制品影响最大，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一书中将这条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故而，作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张骞流寓西域，其经济因素超过了外交和政治因素。 古代因水旱等灾害，或个人或集体结伴，乃至族群迁徙。历代统治者为开发边疆而有组织的移民，其流寓的主要原因，也可归为经济。 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的流寓地是不同的。简言之，社会历史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在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中，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的流寓者，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之地，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海（岭南、海南岛）、东北和西北等；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往往是到尚未开发或开发不充分的边疆地区。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