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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初弦索官腔：“中原雅音”的“一天下” “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词，不惟江南，实当时之独步也”（琐非复初“中原音韵序”）。自元代一统以来，南北新声大炽，此时曲坛究竟将何去何从？周德清等人以南人而鼓吹中原之音，这似乎成了一个预言。 洪武八年（1375），诏修《洪武正韵》成。当时参与修撰的乐韶凤、宋濂等 11 人几乎都为南方人，却明确标举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只是其语音系统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南音化的倾向。[20]相应，明初乐制，教坊上下所行弦索官腔，一以北曲（剧）为雅，南曲、甚至南戏也以北曲为准则，开始采合宫调、谱入弦索；同时，南北曲一起按入弦索、供唱于宴席，又进一步促使了南北合套的发展。这一入弦索不仅意味着用弦索伴奏，而是意味着一以中原为正，修饰文辞、协比音韵、采合宫调等一系列雅化与律化的举措，其核心则在考音定律。 其实，朱明一统后，究竟以何种语音为天下之正音，以何种音声为天下之正乐，最终取向仍然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曲者，乐之支也；而乐者，又治统所在。因此，我们还得从史学上的正统之争说起。如前所述，自南宋迁都以来，关于南宋与金元孰为正统续有争论。其中，杨维桢《正统辨》一文措辞尤为严正，以为正统之说，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必以《春秋》为宗，不得以割据僭伪当之。遂力黜辽金不过“荒夷非统之统”，以为“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我元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同时，明确标举“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今“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也。”杨氏议论虽不见用于当时，却在文人士大夫间流传甚广。[21]朱元璋兴师江淮，以南人而一统天下，原本是杨氏正统说彰显的一个极好的契机；然而，历史却颇有些幽晦难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修元史，洪武三年史成，真正的编撰工作历时不足一年，根本原因便在于要迅速确立朱明治统的正当性。史称北宋礼乐之器自灭亡后，便转入金，故称金得之于宋，元得之于金；因此，朱元璋明确标榜绍继金元，以为绍继金元方是绍北宋之统，而以南宋为偏安。[22]北宋灭亡以来，南北种种有关正统的争议至此一锤定音，只是，朱氏于南北之间却也不得不略有折衷，可以说，此后一应制度均由此而生。《洪武正韵》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实际上却呈现出南音化的趋势，以北曲为雅，同时，又将南曲采合宫调、打入弦索，这种种正是以这一历史与思想为背景的。 一旦明了这一背景，关于戏曲史研究中的一则疑案也就不难索解了。今人在追溯南戏的发生时，发现有两则材料叙述迥异，遂颇为困惑。一是元末叶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的叙述：“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识者曰：‘若见永嘉人作相，宋当亡。’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其后元朝南戏尚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83）。二是明代嘉靖间《南词叙录》的叙述：“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朝，忽又亲南而疎北，作者猬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239）。以下续说高则诚撰《琵琶记》事，及朱元璋命乐工将《琵琶记》打入弦索事。言下之意，南戏乏名人题咏，自高则诚出，始有改观，并援朱元璋之力而进入教坊，播于天下。这两则材料，前者声称元朝南戏尚盛行，至元末遂绝；后者却道元时杂剧风行，至元末南戏方始复兴，二者叙述似乎截然相反，[23]然而，仔细推衍却饶有意味。 叶子奇这一则材料表面上是在叙述南戏的变迁，实际却是在叙述宋元明朝政的更替，而别有寄寓。俳优戏文永嘉人作之，而永嘉人作相则宋亡，那么戏文不过乱世之象；元朝南戏尚盛行，言下之意是元朝短促，亦尚非治世；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这一风尚之变却兆示了新朝（即所谓治世）的起来。叶氏尚有两则议论可以与这条材料相互参照，俱见于卷之四上。一道：“元将亡，都下有《骂玉郎》曲，极其淫佚之状，盖桑间濮上之风，居变风之极也”（79）。一道：“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70）。由此可见，叶子奇以风雅正变论当时曲乐，意在针砭治乱。同时，叶氏以戏文为乱世之象，而标举有元一代文学为今乐府，与《中原音韵》的表述极为一致。《草木子》乃叶氏洪武九年入狱后所作。叶子奇一生困顿，却与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明初巨子同为元末浙东重要的学者，只是显隐有别罢了。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草木子》所录“元末北院本特兴，南戏遂绝”，首先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源于一种理论倾向；也就是说，文人士大夫中复古尚雅、黜南尚北之风反过来直接影响了地方演剧，或许，这一演剧在元末尚仅囿于某一地域，却预言了明初曲坛的走向。 至于《南词叙录》，却是明代嘉靖时人对南戏历史的追溯。其实，此书所述元初北方杂剧南下，南戏亦衰，与叶子奇说元朝南戏尚盛行，并无根本冲突。只是《南词叙录》着意在南词，便特意点出元顺帝及明高祖与南曲之关系种种。而且说顺帝好南戏与叶子奇所述亦无抵牾。顺帝是元史末代帝王，在位长达三十六年。史称顺帝好逸乐而元衰，那么，顺帝好南戏——前面所述南北新声大炽或者即在此时——也便是叶子奇所说亡国之征兆；及当乱，北院本兴而南戏绝，也正是元明易代时种种兴亡消长的重要迹象之一。这样，我们可以将元明雅乐与俗乐、北曲与南曲的消长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来。元一统以来，北杂剧南下，词乐明显不敌，遂暂告消歇，这是一变；后来，南戏在北杂剧的影响下又渐次兴盛，遂形成南北竞艳的局面，遂有种种正音之举，这一变化早在周德清所说的泰定年间已经发生，说元顺帝亲南而疏北不过是一个更重要的契机罢了；及当乱，雅正之风渐兴，一时士大夫尊北而黜南，于是北院本兴，南戏绝，又一变。八十九年间，凡三变。至于明高祖将《琵琶记》打入弦索，便已是新王朝如何以礼乐教化天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