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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蒋士铨留下的著述显示他本是一位评点兴趣浓厚的批评家。现知他评点的诗文集，起码有王槐植《毅堂诗钞》一卷、袁守定《说云诗钞》二卷、叶尚琏《石林楼诗钞》十五卷、潘素心《不栉吟》二卷、胡慎容《玉亭女史红鹤山庄诗词合稿》二卷、杨琼华《绿窗吟草》一卷、薛守廷《洛间山人文钞》二卷等七种［8］212-221，此外他还评选过骈文选集《四六法海》，在读书人中很有市场。他的诗论很多场合也都是诗歌批评，晚年有《说诗一首示朱缃》，主体部分是对本朝诗歌的反思： 傅山起明季，高节文章随。国朝多学人，风雅亦未稀。雁门列三冯，于古皆庶几。峥嵘陈泽州，南人敢盱睢。性情出本真，风格除脂韦。虽非三百篇，老苍具威仪。北方有学者，未能或先之。同时王新城，俗士群相推。声色岂不佳，但袭毛与皮。秋谷撰《谈龙》，嫚骂颇有宜。乃观《饴山集》，边幅亦可嗤。鼷鼠入牛角，束缚泯设施。空浮与窘迫，其失堪等夷。李杜韩苏黄，芥子藏须弥。舒卷成波澜，比兴无支离。人亡其诗存，生气何淋漓。岂如优孟容，摹仿攀人篱。余子各自矜，浅俗或难医。依草附木间，标榜徒尔为。后世五百年，识者无所私。［4］1245 诗中除了重申以前诗作中流露的反摹仿倾向外，还有两点可注意：首先是将“李杜韩苏黄”并举，同样透露出自清初以来韩愈、黄庭坚与宋诗同步被经典化的消息；其次是对本朝诗歌少所许可，论王渔洋、赵秋谷诗实能切中两家之短。参照他晚年论诗组诗，明显可见他对明清以来的诗歌，几乎一无首肯，而对江西诗家则不无优容。这除了出自地域文化的亲近感外，看来也与他对宋诗的态度有关。迨至清代中后期，江西几乎已成为宋诗的代名词。尽管如此，从他对江西诗家的评论中，也可以察知他为什么推崇这些朋友。比如称赞何鹤年诗，道是“鞭辟刻削，不袭古人一字。凡世俗诗人肺腑中物，无锱铢犯其笔端。廉悍俊杰，生面独开，杂之唐宋人集中，虽智者莫辨，非作者亦不知君诗之迥异乎时人所为也”［4］（蒋士铨《何鹤年遗集序》，2010）。这里的“不袭古人”三句与《尹文端公诗集后序》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极称尹氏“其所为诗，专主性灵”，则其论何鹤年之旨归可知。 不过，直到晚年，蒋士铨论诗都坚持以道为本，如《胡秀才简麓诗序》所言：“康节云，近世诗人，穷蹙则职于怨怼，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为言，大率溺于情好也。夫道之散于万物者无穷，而心之感于万境者不已，以物观物，则日进于道矣。以心观心，则不累于境矣。诗之为用，微之可以格鬼神而享天祖，显之可以移风俗而厚人伦，雅颂得所，人心和平，则天地之道通焉。若斤斤与前贤论宗门，守绳墨，较工拙，讲声病，虽极尽能巧，而其中无物焉。是亦苟作而已矣。”［4］2015在这一点上，蒋士铨与袁枚论诗旨归殊有不同。黄培芳《香石诗话》已注意到：“蒋心余亦与子才齐名，声气相孚，而其持论有与子才不同者。作某诗序云：‘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此非半山之言欤？自俗说尚摹拟袭取之术，但求工于声律字句间，而昧咏歌之本，性情日媮，粉饰益伪。界画时代，割据宗门。不知古人外异中同，犹之书家肥瘦好丑虽殊，而笔锋腕力则一也。甚至荣辱挠其外，得丧戕其中，虽极于妍丽，欧公所谓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极心力之劳，迟速之间，同归泯灭。’观此言不逾，则亦异乎恃其笔舌放言高论者矣。”［9］（卷二，38）这里提到的诗序就是乾隆四十年（1775）初为边连宝所作的《边随园遗集序》，士铨称赞边连宝诗，虽主要着眼于“脱绝町畦，戛然独造，才识邃衍，气力宏放，不名一家”，但终究不离乎“其言有物，诚有合乎风骚之旨”［4］2002的本根。职是之故，蒋士铨持论就不至于像袁枚那样恣肆无忌，在一些场合终究有所保留。如《杜诗详注集成序》有云：“守故而泥，标新而诞，皆未可与言诗也。”［4］2033这种话就是袁枚说不出来的：他既不守故，自然就不会有“泥”的问题；既然推陈出新，百无禁忌，也就不存在“诞”的顾虑。由此说来，蒋士铨虽可视为性灵派中人，但他的一只脚其实还在圈子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