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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虽然袁枚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就看到《过燕子矶书宏济寺壁》诗而欣赏蒋士铨的才华，并于二十三年（1758）以《寄蒋绍生太史》诗纳交，但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士铨乞假归里，暂居金陵，两人才在尹继善座上相见。士铨有《喜晤袁简斋前辈即次见怀旧韵》云：“未见相怜已十分，江山题遍始逢君。”［4］953此后三个月间，两人有一段游从往来的经历，得以谈诗校艺。 本来蒋士铨的诗歌趣味与袁枚是有一段距离的。袁枚曾说：“蒋苕生与余互相推许，惟论诗不合者：余不喜黄山谷，而喜杨诚斋；蒋不喜杨，而喜黄：可谓和而不同。”［6］（卷八，211）实际上两人的差异远不止这么一点。袁枚不太尊崇王渔洋，而蒋士铨则不然，反而很鄙薄讥劾王渔洋的赵执信：“前贤典则亦纷纶，要与新城作替人。却笑《谈龙》枉饶舌，饴山何处付传薪？”［4］（蒋士铨《题南昌闵照堂进士钟陵草后》其三，483）这种态度与后来诗坛流行的批评王渔洋的风气很不一样。但终因他论诗根于主深情，便埋下了性灵诗学的种子。 性灵诗学不名一体、自成一家的宗旨虽源于叶燮，但叶燮论诗主性情是着眼于见自家面目，而性灵派所言的性情则落实到真情和深情上。在这一点上，蒋士铨开始显出性灵派的倾向。在《胡秀才简麓诗序》中，他称胡诗“或奇逸纵恣，或幽峭深远，如风发泉涌，水流花开，盖能变化古人诗法，而独抒其性真之所至”，而这性真最终又归结于“盖俊杰之士而深于情者也”［4］2014-2015。这就将对诗歌本质的把握由论情之真伪转向论情之深浅。深浅换个说法也就是厚薄。在他看来，人之用情有厚薄，薄情者无以见情；至于奸贼，则都是无情之人。他曾在戏曲《香祖楼·录功》中借末之口说： 大凡五伦百行，皆起于情。有情者，为孝子忠臣，仁人义士；无情者，为乱臣贼子，鄙夫忍人。尔等听著：这情字包罗天地，把三才穿贯总无遗：情光彩是云霞日月，情惨戚是雨雪风雷，情厚重是泰华嵩岳摇不动，情活泼是江淮河海挽难回。情变换是阴阳寒暑，情反覆是治乱安危，情顺逆是征诛揖让，情忠敬是夹辅维持，情刚直是臣工龙比，情友爱是兄弟夷齐。情中伦是颜曾父子，情合式是梁孟夫妻，情结纳是绨袍墓剑，情感戴是敝盖车帷。情之正有尧舜轩羲，情之变有桀辛幽厉，情之正有禹稷皋夔，情之变有廉来奡羿……［7］（卷上，33-34） 不过对写作而言，光有深情还不够，还要有真诚的表达，而且是个性化的表达。诗以道性情的传统命题，到明清之际已被充实了很多内容，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虽说诗终究是情感的表现，但从情感发生到写作完成，其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而各种诗学的不同主张也就出于对这个过程的不同理解。袁枚的性灵诗学之所以要破除所有传统规范的绝对性和强迫性，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写作过程中妨碍情感表现的环节，使人们的各种生命体验最畅快地表达出来。蒋士铨与袁枚接触后，想必对性灵诗学的宗旨有所体会并且十分认同，观念马上就变得清楚起来。 就在与袁枚别后不久，他写作了《文字》三首，其三明确地宣示了自己的诗学观：“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韩欧苏，异曲原同工。君子各有真，流露字句中。气质出天禀，旨趣根心胸。诵书见其人，如对诸老翁。后贤傍门户，摹仿优孟容。本非伟达士，真气岂能充？各聚无识徒，奉教相推崇。之子强我读，一卷不克终。先生何如人，细绎仍空空。”［4］986几年前对追摹唐宋大家略觉拘束、视为畏途的犹豫态度，至此已彻底抛弃；自抒胸臆真情，自成一家面目，成了理直气壮的口号。其一更洋溢着经历艺术观念的蜕变而焕然一新的精神状态：“心与文字会，飘飘其春云。又如春江流，波澜了无痕。篇成觉微妙，其故亦难云。改念蹊径别，再为工拙分。平时读书力，酝酿即渐醇。此境不易到，可为知者论。”［4］985他曾有的焦虑和迷惘都云消雾散，内心澄明的愉快感觉甚至激起热切渴望表达的冲动，写下集中第一首正式的论诗诗《辩诗》：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一代只数人，余子故多疵。敦厚旨则同，忠孝无改移。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奈何愚贱子，唐宋分藩篱。哆口崇唐音，羊质冒虎皮。习为廓落语，死气蒸伏尸。撑架成气象，桎梏立威仪。可怜馁败物，欲代郊庙牺。使为苏黄仆，终日当鞭笞。七子推王李，不免贻笑嗤。况设土木形，浪拟神仙姿。李杜若生晚，亦自易矩规。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4］986 诗中不仅重申了《文字》反对门户摹仿的主张，更从诗歌史的角度说明了唐宋不相袭的道理，大胆肯定了宋诗的创辟和表达了元明两代因袭的无奈，最后以李杜再生也必易规矩，肯定创新的必然趋势，以“唐宋皆吾师”打破分唐界宋的藩篱，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标志性口号，成为乾嘉之际诗坛调和唐宋的先声。乾隆三十一年（1766）他在《沈生拟古乐府序》中更断言：“苟执唐宋之说，强为低昂，互为诋诮，是皆不能自立之士所恃以张皇欺世者，虚车无物，势尽名灭，殊可悯恻。”［4］2018看得出，此时的蒋士铨已大有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脱态度及相应的优越感。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同“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6］（卷七，182）的袁枚一样，站在一个较高的理论立足点上。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是否受到袁枚启发？现在还难以断言。袁枚折衷唐宋的说法见于晚年所撰《随园诗话》，而且自清初以来这也算不上独绝的见解。现在我们只要知道，四十岁的蒋士铨与袁枚晤游之后，观念明显发生变化就可以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士铨早年论诗虽也言及性灵④，远不如会晤袁枚之后多。《忠雅堂集》中所见，如《怀袁叔论》诗云：“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4］995-996《阮见亭诗序》云：“皆自写性灵，非循墙和响之比。”［4］2016《尹文端公诗集后序》云：“其所为诗，专主性灵，兰荃满怀，冰雪在口，倚俪淡澹，切迭稽诣，不袭古人一字，而世俗诗人肺腑中物，更无铢发犯其笔端。”［4］2024-2025《江西南康都丞槐庵何公继配蒋宜人生传略》云：“间作小诗，皆本之性灵，不事修饰。”［4］2159这是不是蒙受袁枚的启发呢？无论答案如何，都不妨碍我们将他视为性灵派批评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