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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蒋士铨自幼受学于母亲钟令嘉，长而随父南北游历读书，年甫弱冠遇到一位影响他毕生的老师，那就是以诗、书名世的乾隆元年（1736）状元金德瑛（1701—1762）。自乾隆十一年（1746）蒋士铨以应童子试受知，“十七年中，或从游使车，或依侍京邸，昕夕承謦咳者既深且久，故于公雅言绪论，与闻最详”［4］（蒋士铨《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2000）。后来又在金德瑛任主考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进士，因此师生情分至深。③金氏的天怀清旷和诗学旨趣都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金德瑛初为诗出入于杜、韩、苏、黄之间，中年以后贯穿百家，自出机杼。曾说：“予四十后，始刻意篇什，手录汉、魏、唐、宋人诗数本，荟萃研究，贯穿裁择者且十载，于是豁然领悟古人诗法，知所取舍。大约墨守者多泥而窒，诡遇者则肆而野。自古作者本诸性识，发为文章，类皆自开生面，各不相袭。变化神明于规矩之间，使天下后世玩其讴吟，可以知其襟怀品诣之所在，人与言乃因之而不朽。其斤斤于皮相派别者，未尝不雄视一时，迨声势既尽，羽翼渐衰，不待攻击而自归澌灭，亦可哀已。”［4］（蒋士铨《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2000）蒋士铨受老师影响，起初也究心于唐宋诸大家，但并不预设艺术目标，而力求表现自我。后来他在《钟叔梧秀才诗序》中回顾早年的写作，曾说：“曩与同学二三子论诗，首戒蹈袭，唯务多读书以养其气，于古人经邦致治之略，咸孜孜焉共求其故，取李杜韩欧苏黄诸集熟读深思之，不自逆他日所作何似。及有所作，则不复记诸贤篇什，庶几所作者皆我之诗。苟传诸后世，而尚论之士，皆得有以谅其心。”［4］2013迨及中年，他也像老师一样，脱弃前人而自出机杼。晚年士铨曾撰《学诗记》，总结平生学诗经历，自述：“予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五十弃去，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4］（蒋士铨《学诗记》，2060）这里在李杜韩欧苏黄之外又提到一个新的师法对象——李商隐，由此我们知道他学诗是由李商隐而入杜甫、韩愈，更兼取苏轼、黄庭坚，最终归结于自抒胸臆，不傍前人。 由杜、韩而及苏、黄的师法路径，本是乾、嘉以后诗坛的主流，其最终结果就是晚清的“同光体”。不过，蒋士铨因从义山入手，打下了绵密精工的底色，便使他的诗风于质朴诚挚中更显出长于抒情的特点，略近于北宋的陈师道，而且还不免崇尚苦吟。他曾有《王澹人雨中见过出桧门先生诗卷相示澹人作五言一首见寄次韵奉答》诗云：“文辞比稼穑，艰苦成美好。又如毫末树，岂易到合抱。纬言贵经物，植意必根道。敛实为古干，敷荣发春藻。天风入呼吸，作者迹如扫。吾师贱浮名，把笔压诸老。窃怜贵人诗，望秋各枯槁。篇成使我读，藉心作梨枣。师如韩退之，我郊汝则岛。”而具体说到自己与王澹人之诗，又说：“君诗具国色，颦笑尽闲窕。我诗挺枯林，萦蔓绝藤鸟。求师果同心，稽首证了了。不知千载下，谁附桧门草？”［4］490通篇将自己的诗歌观念与对师门的自豪表达得淋漓尽致。 与袁枚的不傍门户、不立宗旨不同，蒋士铨既然有门户有宗旨，就不能不对诗歌提出特定的要求，而论诗的门槛也自然较袁枚为高。乾隆二十年（1755）所作《书何鹤年在田秀才诗本》就曾批评当时的风气：“时贤困流俗，溷浊为唱酬。竞此无益名，败纸成高丘。颓波日荡激，百怪同喧啾。”同时称赞何鹤年犹如“独驾万斛舟”于滚滚浊流中，“洒然脱倚傍，跌宕筋力遒。风刺各有体，善喻成冥搜。自写哀乐情，中人如饵钩。俯首韩杜间，刻苦为刚柔”［4］427-428。大约在三十岁以前，蒋士铨论诗还是倾向于刻苦用功的，但此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乾隆二十一年（1756）夏，有《题南昌闵照堂进士钟陵草后》四首，末一首写道：“历下公安祖述均，我如麋鹿未能驯。近来束缚浑难脱，李杜韩苏太苦人。”［4］483三十二岁的蒋士铨开始觉得，追随唐宋大家终究难免拘束，从而萌发摆脱前贤的意识，经过十多年的挣扎，最终到达“五十弃去”杜韩苏黄的境地。但在这过程中，宋诗也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他甚至很喜欢效仿宋人的次韵唱酬。秦朝釪《消寒诗话》载：“江西蒋翰林士铨诗笔奇秀，语必惊人。在京与顾侍御光旭为邻，诗词唱和，一韵至十数往复，僮奴递送，晨夕疲于奔命。曹庶常锡宝室宇相对，亦与焉。”［5］1013在《王谷原比部又曾三月某日卒于里箨石先生于闰五月八日为位法源寺邀同人哭之》诗中，蒋士铨还曾追忆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王又曾来南昌，两人“叠韵屡酬答，险僻誓为难”的情景［4］770，这和袁枚拒绝叠韵酬唱的态度恰好形成有趣的对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