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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代文学史，最贴近红柯笔下英雄类型的，可能要属战争文学中的英烈豪杰了，如《敌后武工队》的肖飞、《林海雪原》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的刘洪等等。在“文革”样板戏里，我们亦能看到瞬间类似的英雄造型。这种勇力惊人并带有庄严仪式性的原始孤胆英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退隐。他们随着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尤其是对高大全形象的抵制、反感，一并被甩入记忆的忘川。总的说来，这是个英雄荒芜的年代，人们喜欢的是平凡平易平庸的气质。导致这种情形，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特质也发挥了不小的牵制或引导作用，尽管是潜移默化地。儒家文明欣赏的向来不是外在的力的英雄形象，它强调心的因素：仁与智的结合，方为英雄本色。红柯笔下的英雄，就一般读者而言，多少“端”了点。 新时期之初，曾出现过一段“另类英雄”塑造的小高潮，他们是由一系列的改革者充当的：李向南(《新星》)、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郑子云(《沉重的翅膀》)……这类构思把英雄跟现代讲求的事功性结合起来，虽然增强了英雄脚踏实地的亲切感(较之“文革”里的高大全与战争文学中出神入化的豪杰形象)，但亦埋下了瓦解英雄的“祸根”：一旦事功性“进化”为类似“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纯粹的功利思维，英雄的公共影响力、崇高感便荡然无存。他们成了凡人、小人，泯然众人矣。 红柯的英雄叙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语境中。为什么红柯会对原始英雄情有独钟，在英雄落伍的年代？这是《喀拉布风暴》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显然不是什么事功性，后者恰是红柯笔下英雄竭力要抵制抗拒的东西)。除了男孩子常见的英雄崇拜心理外⑦，最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在于原始英雄特质中的“资本超脱或免疫性”。仅仅倚靠身体与生命本身，就能赢得尊重与威信，这在当前社会还有实现的空间，可能吗？质言之，这是“边塞”或“穷人”的英雄信仰。在原始英雄身上，寄托了“穷人”或“边塞”白手起家、了无依傍的逼迫、屈辱与梦想，一种带有底层、阶层意味的英雄观。作者也许并不全然反对事功性(在适当的范围内)，只是事功性的价值标举对于“穷人”来说，确实残酷奢侈了些。这也是整部浪漫恣肆的《喀拉布风暴》中潜藏的历史“根据”与现实“痛处”(参见下文对张子鱼创伤的分析)。 与红柯原始英雄信仰思路相通的，是中国民间源远流长的侠客崇拜。侠客或大侠的非凡性不在金钱官位，而是武功：一种策力于农耕社会身体机能的炫目想象与夸张，既平民又超人。《喀拉布风暴》中的生殖崇拜，亦基于身体，这是人类最朴素、本能的生产。生殖能力的强弱，成为鉴别原始英雄的重要标准。较之现代社会异化心灵、虚飘数字的资本增值，生命血肉的繁衍增殖当是“穷人”最有力、最自豪的应对、回击吧？ 由上所述，我们或许能对红柯那孤注一掷、率性猛烈的浪漫言说、英雄叙事有所了然？必须说明，所谓“边塞”与“穷人”，并非本质性的概念，它们是相对于“中心”“现代”而言的，一种方便提法。红柯所有创作的激奋点与现实意义，均由此而来。 究竟是怎样的“创伤”呢？原来张子鱼的童年是在城乡结合部度过的，他是城郊农民家庭的孩子。虽然城市近在咫尺，但在张子鱼眼中依旧是“两个世界”：城市的优越性，无可辩驳。他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这种身份的自律与长期压抑，造就了张子鱼自卑与过度自尊的性格，以致他在初中情窦初开的年龄，竟然拒绝、伤害了一个对他表示友善好感的城市女孩赵琼。此后他与姚慧敏、李芸的情感纠葛，不过是重演了他跟赵琼的悲剧故事。张子鱼在自责愧疚中远走新疆，这才有了他与叶海亚的恋情以及跟孟凯的奇特“友谊”。 无论如何，张子鱼与孟凯的相遇相知，都称得上是绚烂的传奇。这种绝非单纯哥们儿义气的“惺惺相惜”，恐怕只有在红柯的诗性梦幻的叙事中才能实现了。该设置对张子鱼以至红柯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毋庸讳言，张子鱼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二者均为陕西农家子弟，且都有因青春冲动而远赴新疆的经历⑧。我相信，红柯是把自己青年时代的困惑与痛楚分摊在张子鱼和孟凯身上了。张子鱼和孟凯的“对手戏”，不仅在新疆的异域文明和以陕西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之间充当了牵手、对话的桥梁，亦给张子鱼或红柯的自我弥合与统一提供了“机遇”(前文所说的人物的“合一性”，其价值就在于此)。而孟凯对张子鱼的体悟、神会与帮助，在功能与效果上实等同于创伤者的自我分析与疗救。 失去叶海亚的孟凯跑到口里打探张子鱼的虚实底细，小说在经历了一番云山雾罩的铺垫烘托后，终于由此拉开追溯创伤的序幕：“武明生跟张子鱼同属一个县，孟凯知道他追根溯源到情敌张子鱼的根上了。中文系毕业的孟凯知道根的原始意义就是男性的生殖器，根与本都是这个意思。”⑨把追溯创伤与自我寻根联系起来，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孟凯追到张子鱼的家乡，亦属寻根思路下的正常之举。但寻根又如何笃定与男人的命根联系起来？这里存在明显的叙述空白与逻辑跳跃，我们再次见识了孟凯的神解与诗性思维。 在孟凯的认知中，他已然把张子鱼的创伤、挫败，定性为现代社会男性生命力的衰退或雄性的缺失，一种普范的不无哲学意味的思考。如是认定的“寻根”方向与举措，对创伤的背负者不啻是桩体贴爽快的好事。他立时能理直气壮地从创伤的纠缠折磨中竦身而出了：不需逐个去应对生发创伤的诸多具体烦琐、尴尬隐秘的往事，没有技术、对策与个体行为上的实践反思，而是一下子转入了哲学、根本的层面。由此，釜底抽薪的深刻彻底与创伤的禁忌防御，糅成一片，让人说不清它究竟是睿智抑或自欺？是强悍勇敢还是忧伤脆弱？ 《喀拉布风暴》中提出的现代社会男性生命的扭曲与缺失，是个老话题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就曾以“阉寺性”来概括这种现代病或都市病，其病因是人对本能性爱的过度压抑，在道德、科学或文化的名义下。沈从文认为，性爱与文明是二律悖反的一对概念。文明愈发展，生命便愈压抑变态，这跟弗洛伊德的文明观不谋而合。沈从文试图以湘西自在表达的性爱、不无野性的生存来矫治“阉寺性”。红柯的思路在相当程度上与之同调，《喀拉布风暴》里的女性极少忸怩羞赧，很快便能进入“爱情”状态，便是证据之一。就此而言，红柯的异域自然书写、原始英雄的追梦建构，也就并非横空出世，它实可纳入由沈从文开辟的乡土小说一脉来考察。所谓自然或生态书写，其实是现代乡土小说在当下的细分与变异。⑩ 具体到男性生命的缺失，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当下性的问题。除了客观的生理差异外，性别说到底是个文化规定与感觉模式的构造。我们通常把刚毅、强健、坚韧、大度等词归到男性气概里，至于女性，则分配以细腻、温柔、善解人意等品质。“阉寺性”的提法虽然偏激刻薄了点，但就目下中国的发展势头来看，男性生命的窄化、萎缩，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其间原因复杂。从大的背景看，现代社会(以城市为代表)注重规范、规则，机械化大生产讲究流水作业与批量生产，这种环境显然更适于造就和繁衍女性；更不必说那充斥着大量雌激素的精细饮食与无微不至的家庭呵护、教育体制了。总的说来，细致聪颖、守礼合作、清洁光鲜等，是被现代鼓励、赞赏的人性特征，它们更符合我们对女性的预期。一个经验的观察，国内愈是发达完善的城市，其地方女性意识愈强，而男性的阴柔化特征也愈发明显。小沈阳的风靡并非偶然，他在成名小品《不差钱》里崭露的纤细洁净的造型、不问来由主动配合的服务意识及亲和机灵又搞笑的性格，都在现代认可的人性特征范畴，一下便攫取了观众的心。有人甚至说，小沈阳将成为中国未来受欢迎男性的形象标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