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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创作中，红柯通常设置老人和孩子来衔接他的自然与人世。孩子凭借天真的感悟，老人通过其睿智与权威，往往能一语道出自然天启的“声音”。而这种“怪异”的思维与“发声”因了老人、孩子的特殊身份，比较容易被世人“谅解”、容纳。长篇《生命树》中的“衔接者”是位叫马来新的新疆中年男子，他以其仁厚慈悲无师自通地充当了不同话语方式及价值体系的“转译人”。上述构思虽然不无雷同、脆弱，却无疑拉近了我们与自然的距离，增强了红柯自然书写的可信度与感染力。相比之下，《喀拉布风暴》的过渡或衔接要陡峻、突兀得多，它靠的是人物(主要是孟凯)的神解、顿悟，譬如： 他在反复观察图片，这种状似鸡巴的药材，竟然都寄生在梭梭红柳白刺的根上，怪不得叶海亚的胳膊跟梭梭那么相像，叶海亚的气息跟红柳一样芳香，叶海亚能把沙漠当洞房。 “有必要去看大戈壁吗？你不是新疆人吗？”孟凯这么问自己的时候已经明白无论是石头还是沙子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是不用怀疑和论证的。⑤ 然而，这真的“不用怀疑和论证”吗？如是简省与神解的结果，让红柯的自然书写与救赎成了沙基上的危城。诚然，作者可以“绝域有大美”来解释上述陡转与突变，但这未免用得太滥了。一旦新疆大漠、中亚腹地之类的“绝域”成为情节变动、人物性格发展的“万能助推器”以及抵制所有疑问的“挡箭牌”，其虚浮与衰弱相便显露出来。一个人造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如果说它对人尚有所触动的话，那也仅是“救赎的风景”或“风景化的救赎”，在远观与悦目的意义上。这跟自然书写要反拨的欲望功利写作，逻辑上并无二致。二者均为“有”的堆砌与夸张，只是执着爱恋的对象不同罢了。 这大概也是现代语境下文学救赎构思的通弊：一种以有克有、以毒攻毒的举措。红柯的“新疆”、张承志的“哲合忍耶”等，都是如此。殊不知从体性与根本上讲，作者寻到、祭起的“法宝”与其克服的对象是连理相依、互为对错、彼此平等的整体。既然无此亦无彼，所谓去此就彼、扬我抑他，就只能方便痛快一时，终非究竟。就《喀拉布风暴》来说，断绝舍弃了现代常识的单方面的自然书写，亦将自身置于了历史与交流的“绝域”。 二、“后英雄时代”的男性救赎 《喀拉布风暴》乍看去底色斑斓内容驳杂。作者挥动其诗性大笔在多重文化的交错地带杀进杀出，忽而新疆大漠，忽而陕西关中，忽而波斯北欧，让人不觉眼晕目眩。但究其实，作品的内里相当单纯，它写的是一个男孩张子鱼的创伤性记忆与成长。在此，红柯试图把长期以来的自然书写实践与《生命树》(2010年)中显露的自我寻根以及从中篇《跃马天山》(2000年)开始的英雄叙事融会贯通，但结果并不理想，生硬的地方不少。 作者的构想大致如下：寻根旨在直面创伤，而寻觅和建构英雄则是为了克服创伤，至少在自我说服的心理层面。此外，主人公需在自然的考验磨炼中成为英雄。小说中屡屡出现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便是因应这种理念而创造呼唤出的英雄典范(包括形象、行为及事迹)。于是，张子鱼那犹如雅丹地貌的脸庞与赫定伤痕累累的身躯，张氏的漂泊流浪与赫定的探险远征，张氏的情感挫折与赫定的失恋，叠合纠缠在一起。这无非是要建立或达成这样的理解格式塔：即张子鱼过去种种幼稚荒唐、匪夷所思之举，均系英雄进行曲的前奏，是成为英雄前的涅槃苦修。在英雄成长的称谓与逻辑下，作者开始缓缓逼近他的“创伤”。 小说洋洋洒洒叙述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后，才渐渐“入港”。由于之前抛出了大量繁复的意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且抒情的腔势甚浓，这给作品后来的叙述整合、音声变化及情感的递进深入带来了相当难度；刚上来的几个High C已把叙述的劲道及弹性耗得差不多了。《喀拉布风暴》一度陷入单调絮叨的信息补充与交代，便是叙述人试图疏通、整合各方信息又捉襟见肘的表现。这里，文气出现明显的断裂。事实表明，撇开瑰丽的意象与诗性的言说，在寻常叙事方面，红柯的对策与招数并不多。除了前述的神解顿悟外，还有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旋绕比附，一种自然、生态书写中常见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变体。 在开合跳跃的叙述里，我们得知那魔咒般的燕子亦在赫定的探险途中出现，它跟赫定恋人米莉的身形交叠起来，而燕子的形象又和叶海亚、李芸(张子鱼的前女友)彼此互涉。这意味着叶海亚、李芸在功能上属于同一类角色：即抚育英雄的母性及爱情力量。另外，就像张子鱼与赫定之间存在神秘的牵系一样，孟凯亦跟赫定有着命定的纠葛。两人的精神力量都来自赫定：孟凯喜欢赫定的冒险，张子鱼更看重赫定的失恋。于是，经过赫定的中介摆渡，新疆人孟凯与口里人张子鱼成了“一个人”。虽然出场的时候是情敌，但两人注定要肝胆相照，永结同心。孟凯后来的“顿悟”便建基于此： 孟凯心里清楚，他的问题不是给孩子做父亲，而是给陶亚玲做丈夫。帮张子鱼就等于帮自己的妻子，就这么简单。武明生曾问过孟凯新疆人是不是都这样，孟凯就告诉他：“大漠绝域，别人的篝火能温暖自己。”⑥ 这种人物的“合一性”对创伤的疗治平复至为关键，它也是叙述自始至终处心积虑的地方，尽管读来不甚适应。天真热烈、纵横古今的想象虚构与信口开河的比附嫌疑，绞缠一道。折腾了半天，张子鱼、孟凯竟成了赫定的“转世灵童”！这种对个我身世命运的一厢情愿的因果归类，进一步印证了小说中历史理性的阙如。 把斯文·赫定视为坚定的精神鼻祖，一面系张子鱼的青春冲动与创伤后力比多转移的表征，同时亦折射出当代中国英雄思想资源的匮乏。红柯心仪渴望的是英雄的复古类型：拥有雄强的体魄，在与艰苦的、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抗中显示其英勇无畏、卓尔不群。这种主要仰仗身体勇力、生命能量而非资本人脉、权力控制的英雄，在当下显然不合时宜。既然自然界的开采、应付已大部分交给机械仪器，还要他何用？那是前工业时代、人类童年时代乃至神话时代的英雄，早OUT了。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在沙漠风暴中磨砺锻打自我的张子鱼跟挂在风车上并与之搏斗的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后者是伤感滑稽的最后骑士，前者则是执迷不悔的逐梦英雄。而内心的逐梦与梦幻诗性的叙事，在红柯这里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