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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新出《唐右豹韬卫大将军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铭》为伪志，其所抄袭的文本系《全唐文》所收张说《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但又有所窜改。除上述所举外，尚有两例可说明此系抄自《全唐文》。志云“孤允孝孙”，与《全唐文》同。按，“孤允孝孙”实为“孤胤孝孙”，此避清讳。作伪者将此直接刻石，不知唐人根本不避“胤”字。《文苑英华》卷九六五收张说此文，此句正作“孤胤孝孙”。又如志云“大父元（此漏‘悊’字）”，《文苑英华》作“大父玄悊”，此亦避清讳，而作伪者不知。可见该墓志系今人据《全唐文》直接抄写刻石，并非当日丧家刻写上石而今新出土者，作伪者当系洛阳民间以伪造墓志牟利之人士。 张说为盛唐碑版名家，《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但所撰２４方墓志罕见以石刻传者。据笔者愚目所见，目前似仅有一例，即高力士父《冯君衡墓志》，开元十七年八月，署“特进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张说撰”[3]，１９５５年西安市东郊高楼村出土，石现藏西安碑林。而《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前此仅见集本流传，台湾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收入，所据亦为《全唐文》。志后附记据《独孤开墓志》[4]考李氏夫独孤公为独孤卿云，其事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及同书卷二二○《东夷传》[5]，可从。 张说集，《新唐书·艺文志》载为二十卷[6]，《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作三十卷，但此宋刊三十卷本千馀年来几渺不可寻，故刊本传世最古者，一直首推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刊二十五卷本，而后世所传各家之二十五卷本，亦均出于此，《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至清修四库，虽从《唐文粹》、《文苑英华》诸书辑得６１篇并依类补入，然仍厘为二十五卷。张说《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四部丛刊本《张说之文集》未收，然四库本《张燕公集》据《文苑英华》补入此文[7]。《文苑英华》所收此文，共有１７处引文集以校勘者，如“大父玄悊”，“悊”下云“集作誓，非”，说明宋本《张说之集》曾收录此文。宋本《张说之文集》之面貌，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傅增湘于邢詹亭处获睹影宋刻蜀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方为世人所知。傅氏曾将此本后五卷目录抄录，《燕郡夫人墓志铭》赫然列于文集卷第二十六[8]。可见宋本《张说之文集》确收《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此文渊源有自，其真实性不容怀疑。将《文苑英华》所收此文与《全唐文》相比，《全唐文》所收者文字较为优胜，可信其时应曾据善本以校。但《文苑英华》亦偶有可採者，如“继室以夫人，封诸燕郡。王元生立及长孙杨氏二女”，后一句无法读通，《文苑英华》于“生”下云“集无生字”，是生字为衍文，然亦尚未能全通。傅增湘于“王元生（集无生字）立”下引旧抄本校云“王作生”[9]，是此句当作“生元立及长孙杨氏二女”，如此方通。 综上，《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确系出自张说手笔，而新出《唐右豹韬卫大将军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铭》实属伪志，当可无疑。其作伪手法系据《全唐文》所载集本直接刻写上石，而又有所窜改，与以往据出土墓志翻刻、挖改而作伪有所不同。近年来，洛阳地区出土墓志颇多，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热点，功不可没。然许多墓志因系盗挖出土，并非通过考古发掘所得，也给当地伪造墓志牟利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学者在利用这批新出土文献时亦应有所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