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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鹿原》修改：双重逻辑的弥合及其内在裂隙 《白鹿原》主要有三个版本，首先是刊载于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的《当代》“初刊本”，当时编辑考虑篇幅和发行情况，删去了手稿中的大部分性描写。1993年发行单行本，这些删改基本被恢复，(26)同时作者又作了近三千字左右的删改，构成“初版本”。1997年《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时，“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在另一屋子里现场亲自打电话征求陈忠实本人的意见”，(27)提出作品要进行修改才能获奖，而具体的修改意见则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28)陈忠实按照评委的要求对“初版本”进行了修改，“修订本”于1997年12月出版，当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获奖名单——这意味着获奖前绝大多数人从未阅读过这一“修订本”。 由于直接对获奖产生影响的是1997年的修订，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的也是最后一次对“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29)的修改：比如有意删改了“初版本”中有美化白孝文抓捕镇压共产党员活动嫌疑的“出手”一词，以示作品的价值立场；(30)再如“初版本”第三十二章写朱先生逝世，“文革”批林批孔运动时一个中学生挖出朱先生的坟墓，里面只有一块砖头，上面写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一个男学生“愤怒中捞起那块砖头往地上一摔”，砖头分开成两层，“里面同样刻着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带下划线的这段极富魔幻色彩的文字在修订后被删去。有研究者通过版本比较，认为修订前的“初版本”有过分“神化”、甚至宣传“封建迷信思想”的嫌疑，但笔者以为既然不是将全部的“预言”完整删除，那么“神化”和“迷信”之说就很难成立。让作家做出修订的真正原因，仍应是“折腾到何日为止”这一说法“容易使人感到由清末民国到以后都是‘折腾’”。(31) 调整最多的，自然是被特别提及的“鏊子说”相关文字和内容。“初版本”首次出现“鏊子”这个词是在第十四章，白嘉轩重树被黑娃等农协兄弟砸碎的石碑时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第十五章，作家通过田福贤之口对“鏊子说”做了解释：“鏊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鏊子地下烧着木炭火……这白鹿原好比一个鏊子，黑娃把我烙了一回，我而今翻过来再把他烙焦。”“要叫鏊子凉下来不再烙烫，就得把底下的木炭火撤掉。黑娃烙我是共产党煨的火，共产党而今垮塌了给它煨不上火上，所以嘛我现在也撤火——”也正是通过他的口，我们得知“鏊子说”是白嘉轩“从他姐夫那儿趸下的”：“‘噢！这下是三家子争一个鏊子啦！’朱先生超然地说，‘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白嘉轩听着姐夫的话，又想起朱先生说的‘白鹿原这下变成鏊子啦’的话……白嘉轩侧身倚在被子上瞧着姐夫，琢磨着他的隐隐晦晦的妙语，两家子自然是指这家子国民党和那家子共产党，三家子不用说是添上了黑娃土匪一家子。” 这里的“鏊子说”显然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指认的“正统历史”产生逻辑分裂，它以烙鏊子一般翻来覆去的动作比喻田福贤代表的国民党、鹿兆鹏代表的共产党和后来黑娃所代表的土匪三方势力在白鹿原上展开的权力斗争，“扬弃了原先较狭窄的阶级斗争视角，尽量站到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32)赋之予浓郁的文化色调。而“鏊子说”的始作俑者朱先生在文本中占据的超越性位置，则为读者反思这段混乱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观照：政治胜利建立在暴力流血之上，但胜利者往往对与暴力结伴而来的人民的悲剧命运视而不见。因而对于人民来讲，是谁取得了最终胜利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借用朱先生与避难而来的鹿兆鹏讨论国共两党结局的话来说，“卖荞面的和卖饸饹的谁能赢得了谁呢？二者源出一物喀！”“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饸饹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既如此，我就不大注重‘结局’了……” 在“修订版”第十九章，除了将前引文有下划线部分删去之外，作家还特别补充了鹿兆鹏作为革命正义方对朱先生“错误”历史观的纠偏，不但明确提出“眼前的这个民国政府，早已从里到外都变味变质了。蒋某人也撕破了伪装，露出独裁独夫的真相咧。”还“意犹未尽”地说：“你没看见但肯定听说过，田福贤还乡回来在原上怎样整治穷人的事了。先生你可说那是……翻鏊子。”朱先生“不自觉一愣，自嘲地说：‘看来我倒成了是非不分的粘浆糊了。’”即便如此，鹿兆鹏的回答仍充满了某种历史胜利者的“优越感”：“日子长着哩，先生看着点就是了。” 现有学界的实证性考察，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白鹿原》“初版本”与茅奖意识形态关系上。但笔者认为，文本开阔的文化视野才是它获取成功的根本关键：“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33)《白鹿原》的初版并非没对政治立场做出选择，但作家开阔的大文化视野却使他“一旦回到传统的为政治写史的路子或求全、印证、追求外在化的全景效果，就笔墨阻塞，不能深入。”(34)换言之，“《白鹿原》的艺术成就，就在于渲染了一种当代长篇小说中一贯缺失的文化的神秘感、厚重感和混沌感。”(35)毫无疑问，是这种“厚重感”吸引了茅奖评委，“在1989至1994年间，被公认最厚重也是最负盛名的作品首推《白鹿原》……是一部绕不过的作品”。(36)但也正是文本中的这种“神秘感、厚重感和混沌感”或曰“超阶级、超党派”，它导致了作品在主流评奖上的连连失利——《白鹿原》“在1997年底终于荣获‘茅盾文学奖’，但在同年5月，在‘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评选时，却连候选的资格都被粗暴地勾销了。”(37)在当届“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中，《白鹿原》也遭落选。 这里不妨将它与同获茅奖并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战争和人》做一简单对比。后者以国民党上层官吏童霜威作为主要形象，叙事视角虽有别于传统革命战争小说，但其文本思想核心却依然是主流政治化的，实际上，它是通过童霜威特殊的人生叙述，来完成对意识形态革命“正史”的再次确证。特别是第二部从汪伪政权“和平运动”到被前妻弟弟、共产党员柳忠华搭救到达重庆，最终对政府彻底失望，走向新的民主道路的有关故事情节设置，更具有强烈的价值暗示意味——它提醒我们，茅奖存在着某种相对保守的意识形态“底线”，主要人物可以是平凡人物、异党教徒甚至土匪流氓，但作家必须在叙事过程中引导他们成功接受国家意志的规训，并在叙事立场上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保证文本最终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白鹿原》在政治逻辑上所表现出来的“含混”，却显然触犯了这一底线：我们可以辩护“翻鏊子”和“国共之争无是非”是小说人物的观点，而非作者本人的认识；但以客观视角表现之，又“可能引起读者误解”。所以，难怪在一段时间内，“不管什么正式场合和活动，《白鹿原》成了一个敏感的、可能招祸的东西，都不敢碰了”。(38) 另一方面，这一触犯本身也反映了1990年代主流文学话语在思想转型上的滞后性：一旦“革命”和“历史”被转换为“阶级解放”以外的文学语言，便意味着叙事脱离了主流规训的范围而不允许位居“中心”。由于此时《白鹿原》的人物和情节已经定型，因此，这也就决定了陈忠实的修订只能是局部的一种微调，即将原本拥有多义性所指关系的文字嵌入预设的革命阶级符码中进行重组，使文本指向更加明确。 然而，吊诡的是，局部是整体的局部，它是与整体相通的，“对已成历史的作品哪怕非常微小的改动都有可能改变作品的历史存在状态”。(39)因此它的修改不仅是自身的事，而且还由此及彼可能对作品整体带来了某种意想不到的残缺和破损，这是修订的悖论。以白灵和鹿兆海的党派/感情纠葛为例，“修订版”为了强调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肆意破坏和两党之间正邪两立的局势，删除了两人初次参加革命时许下的即便两党合作破裂也要“继续团结合作”的约定，以及随后两人阴差阳错下互换党籍身份后分别时的依依不舍。同时，将“初版本”中白灵和鹿兆海以抛铜板决定革命而“铸成了她和他走向各自人生最辉煌的那一刻”这一颇具褒义性的句子改为“她没有料到那晚抛铜元的游戏，揭开了她和他走向各自人生历程中精神和心灵连续裂变的一个序幕”。此外，在“修订版”第十六章两人于白鹿原的“忙罢会”再见时，陈忠实又为白灵增写了“反正国民党的嘴脸这回在原上在滋水再也遮不住羞了”的辩词。这一套革命话语与鹿兆鹏批评朱先生“鏊子说”时说的话非常相似，均强调人物阶级身份对其思想行为产生的影响。但这样一来，这对恋人特别是鹿兆海在后来所表现出的深厚感情就缺少了说服力，同时白灵愈发“给人的感觉是蒙昧的革命者形象”。(40)“修订版”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显然扩大而非弥合了两人感情突然从“依恋”转向“尖锐对立”所形成的逻辑裂隙。 上述情形也同样存在于性描写的修改。如“修订本”第九章和第十五章黑娃与田小娥、鹿子霖与田小娥的私通，作家分别删去了800字、150字左右的有关细致描写。就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看来，这些修改并不像有人所说是“利大于弊”，而更多的则是利弊兼杂。一方面，不可否认，“初版本”中的部分性描写，如有研究者批评的：“开篇直接涉笔主人公白嘉轩同他的七房女人之间的性生活、接着又通过另一个女人田小娥的性活动联结了四个人物，其后又在五、六章出现大量的性描写……很显然，这些作品性描写的细致和低俗已把自然主义的消极因素推向了极端。”(41)删去这些过于暴露的文字有利于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另一方面，《白鹿原》中所描写的“性”往往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写人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鹿子霖的变态性欲与他的权力欲望相联系，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我毁灭；白孝文从开始解开裤带“不行”，祠堂挨罚后突然“行了”的戏剧性变化，则与其族长长子的身份不无关系；黑娃与田小娥之间“野性的嘶叫和欲望的纠缠”，正代表了两个被推入世俗底层的卑微个体所发射出的强烈的生存热力和对生命尊严的渴望。职是之故，所以对这些性描写的大幅删改，不但极易造成上下文之间的不顺或脱节，(42)而且也会影响人物形象和作品意义的准确表达。 但作为一名专业作家，陈忠实的修改也并非完全依照政治逻辑。如针对“鏊子说”的删改，“‘鏊子’说是朱先生作为关中大儒，超然党派之外，以批判的态度提出的，它构成了特定时代朱先生儒家道德伦理观念、政治历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朱先生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精神”。(43)因此这一删改又势必招致朱先生形象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它很有可能损害文本整体的文化观念。事实上，“修订版”的删改在强化了文本“政治正确性”的同时，也的确造成了叙事的内部矛盾：就朱先生的“圣人”形象而言，很难想象他会在鹿兆鹏说完那段揭发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话后立刻检讨自己“是非不分”，而后“再不说话”了。也许这个原因吧，陈忠实在删改“鏊子说”的同时有意让它在白嘉轩和田福贤口中保留下来，潜身于文本。从某种意义说，“鏊子说”实际上仍作为支撑整部小说的核心历史文化观继续在发挥作用。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代表意识形态要求的“评委意见”的反拨。 再如“修改版”一方面极力凸显白灵与鹿兆海之间的阶级对立以致造成了叙事矛盾，另一方面却又删去了“初版本”中有关白灵对哥哥白孝文杀害共产党员心怀仇恨的“当时应该给他一个嘴巴”、“白灵真后悔没有抽他一个嘴巴”等表述。此外，还将“培训出来像孝文这样的不说杀也不说抓，而习惯说出手的职业性地方军人”改为“培训出来像哥哥孝文这样凶残的职业性地方军人”，显然是照顾了两人的兄妹之情而缓和“初版本”尖锐的政治对立。如果说前者的削删依据的是政治标准，那么后者改写遵循的则是艺术标准，这也暗示了作家在两个逻辑间摇摆不定的修改态度。当然，这一“执中”的修改也必然造成“可能的误解”的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