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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史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 古代社会对异变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灾变、星象、谶纬、童谣、五行等等，都有大量文献保留下来。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同一文本中记载的同一异变，后世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例如，《尚书》记载的“雊雉升鼎”，在汉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但西汉与东汉对这一记载的解读已有很大差异。《尚书•高宗肜日》记载：“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1]孔传云：“言至道之王遭变异，正其事而异自消。”孔传“有雉”与“异”，亦符合《尚书》原意。而《竹书纪年》记载：“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雉来。”亦符合《尚书》“越有雊雉”说。但是，《尚书序》却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原文“有雉”与《尚书序》“雉升鼎耳”，有很大出入。宋钱时《融堂书解》也注意到“经止言越有雊雉，而序云飞雉升鼎耳而雊”这一差异。这说明：《尚书序》对《尚书》文本的解读发生了变化。 《尚书序》的解读，又见于《史记·殷本纪》。由于《殷本纪》祖己之言，与《高宗肜日》大致相同，有人认为司马迁的解释，就是全录《尚书》，就是对《尚书·高宗肜日》的具体解释。[2]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史记》的记载，与《尚书序》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对《尚书》的“二次解读”。这说明，先秦时期，存在两种材料流传：一个是《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有雊雉”或“有雉来”说，一个是更加详细，具有“本事”考证性质的《尚书序》、《史记》所记“雉升鼎耳”说。《殷本纪》虽然详细记载了祖己的话，恐怕也是先秦史记著作的另一种记载。即《殷本纪》对《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的解释，应早有流传；以“雊雉升鼎”对《尚书》此段材料进行解读的明确记载，也是先秦既有的文献，如《尚书大传》中，在“有雉飞升鼎耳而雊”之后，有孔子明确的点题“吾于《髙宗肜日》”，这是明确对《尚书》的解释。《尚书大传》的文字，与《殷本纪》有很大不同，但二者都是对《尚书》“越有雊雉”的本事解读。这说明，“雊雉升鼎”是固定的，但具体的本事阐释，可能并不唯一。由此推测：“雊雉升鼎”文本的出现，实际上是《尚书大传》一类的“书本事”文献，结合《史记》一类的“史本事”文献，对《尚书》的重新解读。 对《尚书》文本的解读，之所以会发生此类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后人对《尚书》记载已经不易理解，需要进行“本事”一类的考证与解读；一个是后世结合其他相似文本记载与当时的文化思想对《尚书》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此类“解读”，实际上都有“误读”的成分，因为它与原始文本的记载产生了距离。这样可以更容易让人理解，且更具故事性与历史传奇色彩。这就大大增加了此类解读的文化或历史的“衍化”与“层累”。 文本“误读”，经过不同学术渠道甚至下层士人传播，以讹传讹，从而造成了文本的“讹传”。这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本“误读”与“讹传”，就在原始文本基础上，形成了“层累”的文化“再解读”与“再阐释”，在长期的流传中，必然逐渐遮蔽文本的原意，形成新的“次生文本”。甚至很多情况下，后世学者会将“误读”与“讹传”的“次生文本”，直接等同于“原始文本”，其目的是在保持文本“完整性”基础上，更进一步“虚饰”或“扩充”，以使文本更为“圆满”和“系统”，同时使得本派学术著作更加神圣化或更增神异性。文本的“误读”与“讹传”，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与传播。道理很简单：这种方式产生的文本，显得结构更为丰满、情节更为完整，并且与具体历史事件的结合使得文本更为可信。例如，“雊雉升鼎”显然比“有雉”更具有故事性与神秘性，容易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更容易在各阶层社会群体中“口耳相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