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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雪的乐观依据除了“娘打孩子”理论之外，还有一套同样原始的自然循环理论：“冬天之后一定是春天，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一定是一百八十度。不会更长或是更短，更多或是更少”(446)。前者是把政治/公共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后者是用自然科学的所谓“真理”解释社会世界，都是对社会世界特别是政治活动的致命误解。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区委书记老魏的政治觉悟是不是更高一些。老魏是作品中第三号人物，是老共产党员的象征。他一开始也跟着上面走，搞反“右”扩大化。后来，老魏自己也在“文革”中被揪出来，面临与钟亦成一样的忠诚危机。他临死之时反思反“右”的错误，但是达到的水平让人不敢恭维。首先，他认为反“右”扩大化是因为包括他在内的官员“太爱惜乌纱帽”。这是一个道德主义的解释，把一场制度化的社会政治悲剧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的道德不够崇高；其次，他一再强调不要埋怨党，党的错误是暂时的、偶然的。他说，虽然自己蒙冤而死，“但我也骄傲，看，人民是多么拥戴我们(试问人民敢不拥戴吗)，即使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仍然一心向着党(试问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向’吗？)。古今中外，任何别的党能赢得这样多、这样深的人心吗？(试问真正的‘人心’能表现出来吗？)这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一个很好的党，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做了远远更多的多的好事的党。虽然即使这样的党也会犯错误，但我仍然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不要记恨我们的亲爱的党吧”(445)。 在这里，老魏对党的评价使用了极为幼稚的数量统计法：党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依照这个逻辑，那么，一个党如果做了一百件事，其中四十九件是坏事，五十一件是好事，那么，这个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毫不奇怪的是，《布礼》设置了一个乐观的结局。虽然钟亦成似乎也曾经消极和悲观过(比如小标题为“1975年8月”的这部分写到他的某些消极情绪，变得“谦卑”“诚惶诚恐”，不那么斗志昂扬了，对自己的冤案也不那么在乎了)。但这只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一旦恢复工作，他马上就踌躇满志了。钟亦成平反后和凌雪手拉着手登上了钟鼓楼，“鸟瞰全城”“特快列车在山水之间飞驰”，不禁感慨万千： 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 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碍我们沿着让不灭的事实恢复本来面目，让守恒的信念大发光辉的道路走向前去。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448-49) 这当然是19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共同套路和模式：噩梦已经结束，明天一定更美好。但王蒙毕竟是王蒙。王蒙和其他“右”派作家的差别在于：他在坚持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理想、坚持自己对组织的忠诚的同时，又保持了一份充满王蒙式智慧的、可以被组织接受和宽容的幽默和调侃。无论是对自己的整个政治信念、自己的理想主义，还是对劳动的意义，他都保持了一定范围内的调侃能力。正如程光炜指出的：“‘忠诚’尽管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旋律，一个基调，小说结局特别加上个‘光明’尾巴，可钟亦成的‘牢骚’却在整个小说中不断隐浮出现，形成对‘旋律’的不满和对抗”(程光炜61)。程光炜举的例子是钟亦成被打成“右派”后被故意夸张的感受： 坐上无轨电车，我不敢正眼看售票员和每一个顾客[……]我眼前发黑而手发抖，因为，我是一个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倒五星红旗和光芒四射的天安门的“敌人”！走过早点铺，我不敢去买一碗豆浆，我怎么敢、怎么配去喝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农民种植出、而由热爱社会主义的工人做出的香甜的豆浆呢？(程光炜61-62) 这的确是一种变相的牢骚，类似的言论在作品中还有不少。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钟亦成被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之后，一方面是对劳动、劳动人民的赞美和感恩，另一方面又对之怀疑：怎么下放之后就不再有人理睬自己了呢？本来是来接受监督和改造思想的，为什么自己的“思想”没有人管了？“没有了下文”了？“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436) 但钟亦成(也可以理解为王蒙，因为这部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是聪明的：不去思考不应该思考的问题，不去回答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超出了钟亦成的知识谱系和精神储存，要么与钟亦成的生活哲学、生存智慧不合。对于自己思考不了或不应该思考的问题，他采取的办法是悬置：“算了吧，反正想也想不清楚”(437)。这种有限度的反讽和自嘲一方面体现了王蒙的智慧，同时也暴露出王蒙的局限：以冷嘲热讽代替理性反思。 这是王蒙和梁晓声的区别，也是王蒙和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区别。王蒙没有因为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被捉弄而彻底抛弃这信仰、这忠诚(这种抛弃既可以表现为拥抱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可以表现为通过彻底的反思和否定而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但同时，王蒙也没有因为维护自己从小坚持、到老也不敢(或不能)否弃的那个忠诚，而失去对后者进行些许(不彻底的)调侃的能力。 王蒙就是这么把自己悬在那里，落得个左右不逢源的结局。这才是王蒙真的分裂和身份危机，不过他好像并不以此为苦，相反以此为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