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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老鬼《血色黄昏》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林胡(即作者老鬼)在不敢质疑“反革命罪”本身的同时至少还坚持“我不是反革命”，并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冤上诉；那么，钟亦成则更进一步：在肯定“反革命罪”的同时，干脆承认自己就是“反革命”——因为他不可能怀疑党的判断是错误的。换言之，钟亦成没有能力定义自己，他只能依据党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要“亲自拿起手术刀”(397)来剜自己的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钟亦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采取了王蒙式的嘲讽和夸张语体，它有效地传达了钟亦成自虐的荒谬性，以及这种自虐背后的认同逻辑的荒谬性，它也体现出典型的钟亦成的智慧。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智慧的政治反抗意义给予过高的估计。因为革命文化培育出来的钟亦成不可能在效忠革命组织之外另建起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不但没有这样做的组织资源，而且没有这样做的思想资源。比如，他和那个冤枉他的革命组织一样，都对个人主义那套“我就是我自己”的宣言嗤之以鼻。小说写道：革命忠诚教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的核心就是彻底铲除个人主义。作品中的区委书记老魏这样教育钟亦成：“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394)，对此，钟亦成的反应是“太对了！太对了！”“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像蟑螂，像蝇蛆”(395)。就像钟亦成献给凌雪的所谓“情诗”《给我提点意见吧》中说的：“我们没有自己，我们把自己献给了革命”(406)。这样，“自身一无所有”的钟亦成就连自己对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忠诚也必须得到革命组织的恩准，一旦被打成“右”派，一旦失去这种恩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只能空洞地发出“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呐喊，他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悲剧的根源。 二、忠诚危机的疑似“化解” 因为被打成“右派”，钟亦成对组织的忠诚陷入危机，但钟亦成却不能因此而干脆接受组织的判决，放弃这种忠诚，哪怕在心里也不能。更可悲的是，他也不能申诉，为自己鸣冤叫屈(这意味着他竟然怀疑组织的正确性)。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所谓“化解”，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让自己相信：虽然我钟亦成的忠诚被粗暴践踏、被无情嘲弄，我却依然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忠诚，我的忠诚没有错。 这当然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钟亦成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钟亦成诉诸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关于解放伊始的记忆，以便重建自己和革命、革命组织的精神联系。变成了“臭狗屎”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共生涯，想起了P城解放后第三天的那个“永远新鲜、永远神圣且并不遥远的”第一次党员大会，那团结友爱、欣欣向荣的气氛。他感到： 这二十多年间(从被打成“右”派到获得平反——引注)，不论他看到和经历了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全新的、充满了光明和正义(当然照旧会有许多矛盾和麻烦)的生活是能够建立起来和曾经建立起来过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393) 钟亦成甚至誓言： 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既是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恩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的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掩盖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393) 回忆这次大会之所以对钟亦成具有如此巨大的疗伤作用、自勉作用，是因为他本人参加了这个“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这个情节隐喻钟亦成与革命之间具有信念及组织上的同源关系，因此这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对钟亦成而言具有类似验明正身的作用：他属于这个大会及其组织。遗憾的是，正是他和这个“大会”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使得他不可能拉开距离来反思它，反思自己为什么以后再也无缘参加这类大会。同样遗憾的是，小说没有任何地方写到这个会议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一味突出会议的狂欢气氛，以及钟亦成和凌雪因为分享一块烧饼而萌生的爱意。这种狂欢或爱意对政治反思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一种干扰。钟亦成和其他革命者的蒙冤和被打成右派，本来是一个公共事件，一个政治悲剧，只有运用公共理性把自己的遭遇当作政治事件的一部分来分析和反思，才能揭示这个悲剧的本质并找到解决方法。只有热烈氛围(而不知道讨论了什么问题)的大会和只有私人意义的爱情或许同样值得回忆，但是却绝对不可能解决钟亦成的政治信念危机和政治忠诚危机。在钟亦成回忆的这个“大会”盛况中，我们不能找到任何足以证明钟亦成的忠诚依然正确的理性的而不是情感的、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理由(即使到了“新时期”，即使钟亦成获得了平反，被解放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中)。 本来，钟亦成的忠诚与这种忠诚被践踏的痛苦在小说中构成了强烈对比，它实际上设置了一个读者期待解决(也是作品应该解决)的问题：钟亦成会不会以自己的遭遇为契机开始理性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最后找到自己悲剧的原因？但小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钟亦成进入“新时期”后的所谓“不懊悔，不感伤，毫无个人恩怨”等等，便也都成为愚忠而不是成熟的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