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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恨却可理解的日本：从侵略野心到宗教情绪 (一)侵略野性 当然，日本在周作人笔下也并非全是可亲可敬的印象，早在1920年代谈及中日两国关系时，他就注意到其侵略野心的存在。只是在那时的周作人看来，这种侵略野心主要表现在那些来到中国的日本浪人与支那通身上。这些日本人“全不了解中国，只皮相地观察一点旧社会的情形，学会吟诗步韵，打躬作揖，叉麻雀打茶围等技艺，便以为完全知道中国了，其实他不过传染了些中国的恶习，凭空添了个坏中国人罢了。别一种人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是到殖民地来做主人翁，来对土人发挥祖传的武士道的，于是把在本国社会里不能施展的野性尽情发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尽多这样的乱暴人物，别处可想而知。”[16：318] 那时同样让周作人反感的还有日本在中国内地发行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他认定这类报纸是“日本军阀政府之机关，它无一不用了帝国的眼光，故意地教化我们”[16：321]。它的实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以新闻或学校为工具，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之实”[16：325]。对于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来说，日本的文化侵略最恶劣的表现是劝中国同胞苟全性命，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驱使。因此，对于《顺天时报》之类的文化侵略机构，周作人是极端厌恶的：“日本汉文报纸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为恶辣的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最恶辣的一种”[16：327]。对于日本的文化侵略，尤其是出版方面的举动，鲁迅也很愤慨：“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25：463]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侵略野心的批评中，仍夹杂着他对于日本的一种迷恋情感。几乎在所有对于日本负面形象的描述中，周作人都夹杂了“要正确看待日本”和自己对于日本的维护之情，这种态度和情绪在他的文章里清晰可见。以下这段文字，很能见出周作人对日本极其复杂的一种情绪： 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动摇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而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我知道这是没法的，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只有喜悦而无恨惜；所以我也就不再有什么怨尤，只是这样的做下去：可爱的就爱，可恨的就恨：似乎亲日，似乎排日，都无不可，而且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16：32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周作人回环往复的文体风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那句复杂的话语更像未能得到自己“爱人”青睐的幽怨。事实上，周作人“个人化”的倾向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很是明显，即他对于日本有着很深的感情。因此，即使在这段“排日”时期，他对于日本的批评文章中仍大量存在“爱”、“喜欢”、“憧憬”、“真正的亲日派”、“梦”等词语，这些词语无疑道出了他对日本极其复杂的纠结心态。 (二)宗教情绪 大约在1930年代后期，其时日本的侵略野心在中国已全面暴露，但在周作人笔下，那个具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形象却基本淡出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宗教情绪”的日本形象。这是周作人日本形象构建的一次重要变化，他甚至宣称自己以往的研究都是一种错误：“鄙人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曾声明，自己以前所走的路全是错的，即是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我觉得这里中日两国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动。”[22：46] 如果对周作人曲折隐晦的文体风格没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我们很难捉摸他的真正意思。事实上，周作人并没有完全放弃继续从文学文化以及一些日常生活角度来看待日本，一直到他写《知堂回想录》的时候，他很多地方仍然坚持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日本。此时增加一个宗教角度来看待日本，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德里达所谓的“延异”①策略。当他用“宗教情绪”来理解日本时，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他对于那个可亲可敬的日本的迷恋和对“侵略野心”的回避。 如上所述，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周作人的看法颇复杂。一方面，他无法否认日本的丑恶一面；另一方面，他的迷恋意识又使他对这种丑恶面的揭示存在拒斥的态度。用“宗教情绪”来揭示1930年代日本的国民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不在场的“侵略野心”的一个补充与替代。通过这种“延异”，周作人和日本的“侵略野心”巧妙地拉开了距离，这正反映了其下意识的一种思想状态。关于宗教情绪和日本的国民性之间的关系，周作人的言说完全称得上是不厌其烦： 我想谈日本文化也须得先将宗教懂得个大概，才能来说别的，现在还是谈不到，近来也胡乱的写作，不过那都是关于中国的。自己的事情不能全不知道，说到日本文化，现今暂时不得“远虑”，等到把宗教一关打通了以后[22：47]。 我常觉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22：82]。 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祀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着，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26：116]。 日本文化与中国民族不一致是什么呢?我不能知道，所以我不能说，但是我也很考虑，我猜想，这或者是宗教罢[3：124]? 我很抱歉自己所说的话多是否定的，但是我略叙我对于日本的感想，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却也只剩下一句肯定的话。即是说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3：126-127]。 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他的一切好的和坏行动，不单是限于文学艺术一方面的成就，这需要从宗教下手，从他的与中国人截不相同的宗教感情去加以研究，这事现在无法讨论，所以只好不谈。因为这所谓宗教当然并不是佛教，乃是佛教以前固有的“神道”，这种宗教现在知道与朝鲜满洲的萨满教是一体的，但与南洋的宗教关系现今还没有听说去调查研究，我们外行更不配来插嘴了[11：207]。 一方面反复强调了解日本的国民性需从宗教入手，另一方面又说现在还无法展开充分讨论，个中的难言之隐和纠结缠绕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