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狂人日记》在叙述话语的结构安排上明显地表现出不对等性。狂人始终处于明处，处于主导地位。而以大哥为代表的群体看客一直处于暗处，处于被动的地位；狂人处于看和说的状态，而群体处于被看和沉默的状态。这种不对等性一方面表现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启蒙的无效性和虚无感。 启蒙作为人类文明传播的一种方式，在人类文明产生以后就有了。早期的启蒙可能是通过巫术或者原始宗教来进行的，后来又有了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以及各种宗教。这些启蒙在内容上多是对人的一种教化，不过是一种思想、道德或者礼仪的强化教育，其结构往往是一厢情愿，或者是在恐惧中的被动接受。鲁迅通过狂人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说明了五四时期启蒙者的心态和启蒙方式：他们高踞于一般被启蒙者之上，好像自己已经拿到了幸福与真理的钥匙，随时可以带领民众进入人的世界，享受真正的人的生活。但鲁迅非常清楚，没有对话的参与，没有平等的基础，启蒙也只能流于形式。“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性，理解与话语就像辩论一样是对立的。理解是在寻找一个与发话者话语相对立的反驳。”(11)应该说狂人在不断用理性挑起听话者的对话行动，但听话者却很少回应狂人的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狡辩(狂人发出“从来如此便对吗”，回答：“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巴赫金认为：“根据其本质来讲，生活是对话性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回答、同意等。”(12)鲁迅很早就提出：“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够？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13)可中国的现实并不是诗人想象的那般顺畅，特别是经过了从1912年到1918年的沉寂思考之后的鲁迅，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麻木已经刻在了中国人的脸上和心上。鲁迅通过这种话语结构的不对等性，试图说明当时的启蒙工作没有能够深入人心，没有激于灵府，自然也不可能使当时宣传的人道主义、人道精神得到广泛传播，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这就使得启蒙者处于了极为尴尬的境地。正如鲁迅所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4)狂人何尝不是一个寂寞者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