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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故事新编》称得上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奇就奇在鲁迅的书袋虽然是鼓鼓的，却无意于掉书袋，而是驾轻就熟地出入古今，把现代社会的诸多官场丑态、文界乖谬、民间陋习和掺和着奴性及流氓性的国民心理，糅合在神话、传说、历史的著名故事之间。这就有如女娲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搅动地上的泥水，溅出一班能笑能哭的生灵，即鲁迅所谓“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是也。二者的糅合与搅拌，构成了复调叙事，构成了民俗性的狂欢。古人和今人打照面，互相消解对方的神圣的灵光或装模作样的摆谱，令人看见他们的不尴不尬而窃窃发笑。小说自身也由此超越纯文学传统而向杂文开放，小说与杂文杂糅，兼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开创了一种古今杂糅的“杂小说”新文体。 【关 键 词】鲁迅/《故事新编》/杂小说文体 【作者简介】杨义(1946-)，男，广东电白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一《故事新编·序言》 《故事新编》收入鲁迅1922年至1935年所作历史小说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 鲁迅自称这些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演义”之说，似是取法《三国演义》，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清人章学诚《丙辰札记》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实则旨趣大异。《故事新编》至为聚讼纷纭者，是《序言》所提及的“不免时有油滑之处”[2](P.342)的表现手法。其实这是鲁迅汲取我国古代戏曲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趣味，使历史小说时空发生变形、扭曲、错置而点化出来的新的文学体式。鲁迅自小耳濡目染的绍兴《目连戏》就在目连冥间救母的主体故事之间，穿插了许多世俗讽喻性的小故事，如《泥水匠打墙》《张蛮打爹》《武松打虎》之类。鲁迅认为这些插曲“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并且反问，“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3]鲁迅中年研究小说史时，又接触我国戏曲、小说中明知故为的时间错乱，比如李汝珍《镜花缘》第十九回：“多九公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见面，曾说识荆二字，是何出处？’唐敖道：‘再过几十年，九公就看见了。’”第七十二回：“孟紫芝道：‘颜府这《多宝塔》的大笔，妹子却未见过。’卞彩云道：‘妹妹莫忙，再迟几十年，少不得就要出世。’”这都是在叙述武则天朝唐敖父女之海外游行，才女百人之长安聚宴的故事时，杂糅进唐玄宗开元、天宝年代的李白和颜真卿的典故、文物，以错乱时空来卖弄博学。《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说：旧署牛僧孺的志怪小说《周秦行纪》写牛僧孺落第后夜行旷野“以身与后妃冥遇”，虽是政敌“假小说以排陷人”，[4]但中唐士人牛僧孺与昭君、绿珠、杨妃等的艳遇，到底也使用了时空错乱的游戏笔墨。 《故事新编》汲取和发展了这种时代错乱的表现手法，在同一篇作品中形成两个叙事系统：一个是神话、传说和历史的；一个是当代人的语言、行为。两个时空不同的系统相互干涉，对视而怔忡，对笑而忸怩，对谈而狂纵，仿佛古人走错了时空屋子，一切既陌生又熟悉，于怪异中隐含着历史合理性，因而产生了多姿多彩的间离效果，散发着喜剧性的趣味，把传统的历史演义的表现形式打破了。因此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说：“鲁迅的作品是一种极为杰出的典范，说明现代美学准则如何丰富了本国文学的传统原则，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特的结合体。这种手法在鲁迅以其新的、现代手法处理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中反映出来。他以冷嘲热讽的幽默笔调剥去了历史人物的传统荣誉，扯掉了浪漫主义历史观加在他们头上的光圈，使他们脚踏实地地回到今天的世界上来。他把事实放在与之不相称的时代背景中去，使之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以便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他们。以这种手法写成的历史小说，使鲁迅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上这种新流派的一位大师。”[5]应该校正的是，这种“现代手法”乃是点化传统而来，有所谓“温故知新”，在打破近之“故”时，隔代之“故”往往有成为创新源头的可能性，这种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正是这一点使《故事新编》在某种程度上令小说杂文化了。 二《补天》 本篇[2](PP.345-354)原题《不周山》，是衍述女娲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的，着意从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演绎人的创造与拯救。这是中国新文学中第一次采用如此视角，并不着意于性心理的细部分析上描头画角，而是在展现补天造人的荒古世界中，展示女娲的生命热力，闪耀着浪漫的奇丽的光华。作者自称，写作期间读报，系慨于含泪的批评家的阴险，遂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出现在女娲裸露的双腿之间，造成神话与现实相杂糅的效果。 查鲁迅著作年表，在写作本篇的1922年11月，他发表过《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嘲讽“伪道学家”诋毁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为“不道德的文字”，又作《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驳斥某大学生把《蕙的风》诽谤为淫书，主张取缔，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6]原来想以弗罗伊德学说解释创造心理的神话小说，由于古衣冠的小丈夫的出现而嘲讽现实的伪道德批评，使这篇小说回响着当时文坛上关于“文艺与道德”论争的和弦。作家敞开胸襟，接受域外文学思潮的新鲜空气，无疑是明智之举，成功往往产生于把外来的长处融合在自己的优势之中。 对本篇的开头进行细读，确实可以体味到鲁迅认真地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融合于天地与人的创造之神话中，从而展现了前所未见的绚丽而神秘的人体和云霞色彩。开头是写女娲在梦与醒之间，“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这是生命活力在骚动。这种骚动的热力似乎有无与伦比的辐射和感染的功能，可以使星云变色：“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J3Y601.jpg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这种骚动的热力同样也可以使大地变色：“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然后写到热力来自无聊，也就是性苦闷：“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这种性的活力是惊天动地的，甚至惊动了波涛的生命。鲁迅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这种体验，与两年后他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称“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