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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致命的一种情况是，因时代的需要，谋求执政前途的贵族士人，都在竞相传抄或口耳相传从宫中流出的《诗经》集本，不难想象，他们在传抄过程中，往往只抄录有实用价值的诗歌文本以为记诵，而略去无应用意义的诗歌乐谱。宫廷不演奏，外交场合不使用，社会上只流行或传诵文本而不配乐，从周平王去世到孔子聚徒讲学已整整延续了二百年，从赋诗应对之风兴起至孔子聚徒讲学也已延续一百二十年，如上种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定然是孔子所见到的《诗经》之乐已散乱不堪。而孔子编选“诗三百”作为教材时，因同样主要是用其文本内容而非用其音乐，由于不是教学急用，所以“乐正”工作直到“自卫反鲁”后的晚年才得以进行，这是不难理解的。笔者以为，孔子之所以晚年才着手“乐正”工作，可能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那就是，相对于删定“诗三百”文本而言，正乐工作落实在操作层面要困难得多，每一篇作品的每一句歌词的每一个乐谱乐调，都需要演奏检验，调理矫正，不仅需要极高的音乐造诣和精湛的乐理水平及极强的乐感，同时因乐为礼所设，也需要高深的礼学素养，尽管这些对作为文化巨人的孔子来说都不成问题，但毕竟此时的《诗经》之乐毕竟散乱不堪，孔子校理乐谱必须具备较好的版本依据和充足的资料条件，而这些仅靠鲁国宫廷是满足不了的。鲁本残缺散乱程度虽不得而知，但仅从《论语·八佾》所载掌管鲁国宫廷音乐的太师尚需孔子对其进行具体指导，亦可间接得知鲁之《诗经》乐本未必完善。这就需要孔子做大量的《诗经》音乐版本的调查搜集工作，而其自鲁定公十三年（前497）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举，正为他遍访各国包括《诗经》文本和乐谱在内的文化典籍提供了绝好契机，使他得以尽可能地搜集到更多有用资料，这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中就透露出了一些相关信息。尽管李学勤先生认为，至今出土的战国简帛都属于战国时代依古本抄写的，尚未发现原本西周和春秋文献[28]，但如果《周公之琴舞》确实是战国人依孔子“删诗”之前的本子所抄，与今本《诗经·周颂·敬之》相比，就透出了早期《诗经》诗乐一体存在形态的某些信息，如每一首的开头都标有“启曰”、后半首开始都标有“乱曰”，以为乐章标示。尽管乐谱不存，但既然作为战国楚文献的《周公之琴舞》且保留了《诗经》早期文本的某些音乐痕迹，以此推测，孔子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众多版本中定然有有用的诗乐内容，为他晚年“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支持。所以，“乐正”是孔子晚年对“诗三百”所做的主要工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艺思想研究”（ 07BZW019）、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3021210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