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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周公之琴舞》实际上贡献的还不只是八首《诗经》“逸诗”文本，而是十七首“逸诗”的数目。组诗在周公四句诗和成王九首诗前各有两句短序，一为“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卒）”，一为“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卒）”。所谓“九絉（卒）”就是九章乐曲。可见，周公和成王所作的都是九首诗，只是成王的九首完整保存下来了，周公的九首惜仅保存下来半首。周公四句诗开头也标有“元纳启曰”，既然如此，之后也应有“再启曰”、“三启曰”以至于“九启曰”乐章标识，不可能只有表示开始的“元纳启曰”而无结尾。既然成王的九首乐歌原属于《诗经》中的一组作品，周公的九首自然也必是《诗经》原有的作品。因此，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一次性贡献了八首半“逸诗”文本和八首半“逸诗”数目，使《诗经》“逸诗”数目增加到了共计一百八十五首，其贡献不可小觑。相信随着地下文献的不断出土，类似数据还会不断增加。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周公之琴舞》组诗的发现还为否定质疑派的核心依据提供了经典范本。如上所说，孔颖达等否定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主要是认为司马迁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9]，是“十分去九”，太夸张了。尽管刘毓庆、马银琴以刘向校《管子》等来类推孔子校《诗经》也有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也尽管马银琴曾从《诗经》多次编纂“版次”重叠流传和地域角度为“三千首”张目[10]，但只能是合理推测，惜无实据。而《周公之琴舞》九首组诗的发现，则首次从正面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展示了文本范例。未经孔子删定的《周公之琴舞》所存成王诗篇是一组九首，而经孔子删定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仅保留了《敬之》一首，九去其八，不就相当于十去其九吗？它就是孔子删《诗》“十分去九”的经典个案和实证，具有示范意义。 这一经典个案更为重要的认识价值是，它启示我们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真正含义。此前，人们通常多将司马迁的“去其重”理解为孔子编定《诗经》时，删除不同版本中的重复篇目。《周公之琴舞》证实，司马迁所称孔子“去其重”还有一层意思，指孔子编订《诗经》时，还删除同一版本中内容相近、主旨相类的不同篇目，每一类仅保留少量代表性的作品于《诗经》之中。解读《周公之琴舞》九首作品不难发现，尽管从第二首开始，各首内容前后呼应，依次递进，各有侧重，但又不免交叉重复，整体而言，都没能超出第一首所涵盖的祀祖、自戒、戒臣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孔子编定时仅保留了最有代表性的第一首。也许周公所作九首儆毖诗同样也仅在今本《诗经》中保留了一两首。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在官方几次编纂《诗经》的基础上，为教学需要和恢复周礼，将所谓“三千篇”删定为“诗三百”，最终大体成为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样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是可信的。在“孔子删《诗》”公案争辩双方已将传世文献网罗殆尽仍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唯有从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献中发现有力证据，才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办法。尽管将来从地下逐渐积累起来的“逸诗”文本，亦未必都是孔子“删诗”所致“亡佚”，但起码可为回应质疑派的核心理由新增间接证据；假若有朝一日，从地下发现的类似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这样具有范本意义的《诗经》“逸诗”，数量达到了足以说明问题的规模后，这桩千年学术公案也许确能终获定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