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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文的品味与小说的趣味 以古文笔法译小说是五四新青年阵营批判林纾的关键所在，但实际上，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介入小说并以史汉笔法翻译小说，无疑抬高了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份，从而引起了中上层社会阅读外洋小说的兴趣，这一论断已成研究界共识。但是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同一时代，大力提倡小说翻译并亲身介入小说翻译的社会名流不仅仅只有林纾，梁启超、陈独秀、苏曼殊等都可以作为最鲜明的例证，但是唯独林译小说能够“不胫走万本”，为读者所青睐，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或者说，林译小说是从哪个角度契合了包括后来成为“五四新青年”在内的广大读者的口味呢? 林纾作为古文家论及小说时也以“古雅”为最上乘，他在《〈践卓翁小说〉自序》中说：“计小说一道，自唐迨宋，百家辈出，而翁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为文昌子，文笔奇古，乃过其父，浅学者几不能句读其书，斯诚小说之翘楚矣。宋人如江邻几，为欧公所赏识者，其书乃似古非古，胶沓绵覆，不审何以有名于时。”“古雅”既是林纾的一种小说评判观念，也是其译创小说的一种追求。 而这种追求同时也代表了与他同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共同的阅读品味。李定夷曾在《文学常识》中援引苦海余生对林译小说的评价：“琴南说部译者未多，然非尽人可读也。……曷为而言琴南之小说非尽人可读也?琴南之小说不止凌轹唐、宋，俯视元、明，抑且上追汉、魏。后生小子，甫能识丁，令其阅高古之文字，有不昏昏欲睡者乎?故曰琴南之小说非尽人可读也。”林纾以古文笔法翻译小说，追求古雅，以至于“非尽人可读”恰是林纾小说能够吸引、折服当时知识阶层的一个关键，因为只有具备相当的古文素养的人，才能读懂林译小说，“林译小说”是与“文章”、“学问”同样的东西。因此，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进入小说界、译西书而绳以古文义法的做法不但化解了小说作为“下流小道”的可鄙身份，使这些传统士林中人去除了以往“阅读小道”自然连带出来的道德焦虑，而且更进一步，古文在社会上的至高地位和林纾作为文章大家的社会影响使得读林纾的小说和读他的古文一样，成为一种学养与品味的标志，以至于到了1926年还有人为之辩护：“林琴南先生为近代文章大师。其文坚实精醇，戛戛独造，士林莫不宗仰!生平所译西洋小说，往往运化古文之笔以出之，有无微不达之妙!”但是仅有“古雅”，对于小说这种文体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对于情感丰富、思维活跃的青少年读者群来说，更是如此。众所周知，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译笔可谓“古雅”，但终因行文生硬而失去了更多读者。因此，“品味”以外，“趣味”更是一个迷人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前者偏重于后天习得的古文素养，那么后者则更近乎小说家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情，近乎于一种天赋。钱基博就评价“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诙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林纾做正经古文尚且如此，而一旦放下古文家的正经严肃面孔而以轻松的心态进入小说翻译，就更能游刃有余，轻轻松松就能做到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趣味天成。很多“五四新青年”都在“有趣”与“无趣”的比较中谈及自己当年耽读林译小说的情形。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回忆：“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也承认林译小说的精彩趣味：“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彩。”林纾正是以自身精湛的古文素养和小说家的天才赋予了林译小说古雅的古文品味和生动的小说趣味，成为当时中上等知识阶层嗜好的读物。胡适也曾批评林纾的小说翻译：“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般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我是用古文译过小说的人，故敢说这话。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15)胡适的“平心而论”确实指出了林译小说的局限——“不能普及”，但是这所谓的“不能普及”并不应该全部归结于“古文”。众所周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学所使用的是胡适所主张的“活文字”——白话文，但所面临的同样是无法普及的困境。因此，文学能否普及与文字有关，但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与整个社会的知识状况、思想状况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6)如鲁迅所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诚然，不识字的文盲可以通过教育的普及来解决，而所谓文学，在常态的情况下，终归是属于少数人，而且文学的品味和趣味也无法普及划一。林纾正是要借助自己的古文修养保持林译小说的品味与趣味，“普及”并不是他的追求，因此，当东亚病夫(张若谷)提议林纾改用白话进行翻译时，遭到了林纾的完全反对，理由是“用违所长，不愿步《孽海花》的后尘”。林纾不肯用白话固然有他的固执与成见，这也是他被五四新青年阵营所大加挞伐的一面，但是林译小说以独有的品味与趣味吸引着当时较高层次的士林中人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围绕一些林译小说引发了当时文人名士们(如高旭、汪笑侬、夏曾佑、高吹万、黄侃、陈衍等)大量的题赠、唱和，显然，林译小说已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一种精神消费品，更不用说后辈知识青年尤其是五四一代新青年所受林译小说的普遍熏染。如今，我们自然容易分辨五四新青年们对于林纾的讥讽是包含着时代正义感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如何破解后人对于五四意识形态的执著与执迷，真正以平常心和无差别心对待当时共时态的各种文学景观和精神现象，真正达到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恐怕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