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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文”与“小说”的心理价值差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胫而走，风靡一时，林纾的译著和译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林纾作为翻译家的价值时，林纾却并不以为然，他所看重的仍旧是自己的古文和身为“古文家”的声名。“古文”与“小说”在林纾心中始终有着不同的价值等级。 自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兴起古文运动以来，就牢牢地设定了“文”与“道”的一种血脉关联，“因文见道”、“以文明道”成为历代古文家遵从的铁律，这种“文道合一”的规定性实际上也建立了古文家更加重要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正是“文以载道”的规定性才使得“道德文章”成为一种庄严的事业，而以文章经世正是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价值所在，古文家们也从来都是以“道统”与“文统”的自觉继任者自重和自豪的，林纾也不例外。对他而言，古文是一种庄严而神圣的事业，是安身立命之本。尽管除了古文，林纾在小说、诗歌、绘画方面的创作才能和成就并不逊色，甚至在这些方面的声誉超出了他作为古文家的声名，但林纾从没有发生身份上的认同错位或者认同危机，相反，林纾对于自己的古文有着清醒的定位和充分的自信，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曾说：“石遗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⑩钱基博在文学史中曾多次谈到林纾作古文与译作小说时的不同状态：“纾早年论文崇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者，然每为古文，则矜持异甚，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独其译书则运笔如风落霓转，而造次咸有裁制，所杂者，不加点窜，脱手成篇，此则并世所不经见者已。”(11)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林纾在译作小说方面的天赋，另一方面也正可见出在林纾的心目中，小说和古文是有着不同的分量的，因此，译作小说和做古文完全是两种状态，同时也是两种心态。林纾做古文时“矜持异甚”说明了林纾对于古文遣词造句的一种慎重，同时也暗示出了林纾对于古文所持的一种近乎仪式般的敬重。道德与文章的一体化，使古文作者在创作时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肃穆庄严的状态中，决不能随随便便。林纾在《春觉斋论文》的“意境说”中即讲述了为文时的一种境界：“文字之谨严，不能伪托理学门面，便称好文字。须先把灵府淘涤干净，泽之以诗书，本之于仁义，深之于阅历，驯习久久，则意境自然远去俗氛，成独造之理解。”文章的意境取决于为文者的人格心胸，而要想达到海阔天空的大气象，那么在写作之前，为文者则必须进入一种状态：“须讲究在未临文之先，心胸朗彻，名理充备，偶一着想，文字自出正宗。”因此，林纾在《〈春觉斋论文〉述旨》的最后一句总结说：“真能古文者，固不轻易为文也。”可见，林纾虽然在译著小说、绘画、诗歌等方面都成就斐然，但是古文才是林纾的终极至爱，精神所托。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曾道出了林纾的这番苦心：“琴南号畏庐，多才艺，能画，能诗，能骈体文，能长短句，能译外国小说百十种。自谓古文辞为最。沉酣于班孟坚韩退之者三十年。所作兼有柏枧柈湖之长，而世人第以小说家目之，且有深诋之者，余常为辩护。”林纾曾于报纸的一则广告上得知“国学扶轮社”辑录清代千家文时把林译小说的“序言”也收录其中，连忙写信要求更换并说明原因：“伏读文汇广告，列我朝文家千余，乃末座亦及鄙人，读之骇汗服栗，如冬嚼冰，如夏就火也……纾虽译小说至六十余种，皆不名为文。或诸君子过爱，采我小序入集，则吾丑益彰，羞愈加甚。不得已再索败箧，得残稿数篇，尚辨行墨，寄呈斧削。果以为可留者，请将已录之拙作削弃，厕此数篇，虽非佳作，然亦丑妇之涂抹者也。”(12)林纾非常严格地区分了自己的古文创作和小说翻译，作为“小道”的“小说”是永远无法能够和作为“大道”的“文”相比肩的。可以说，在林纾的心中，古文是庄重事业，而译著小说(包括绘画)不过是其副业，而越到后来越成为他的自娱自乐活动。林纾在《鹰梯小豪杰》“叙”中曾说：“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本非小说家，而海内知交咸目我以此，余只能安之而已。”(13)林纾的这一番话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无奈。由此也可以理解，当五四新青年们喊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叫阵口号时，既不是桐城派的嫡传，也不是选学派的林纾却挺身而出与五四新青年论战，与其说是为“桐城派护法”，不如说是“为古文护法”，抱着“力延古文之一线”的悲壮，孤军挑战群雄。在林纾看来，古文只有正宗不正宗，而不论派与不派：“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后人尊惜抱为正宗，未敢他逸而外逸转转相承，而姚派以立。仆生平未敢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径端而立言正。”因此，把林纾与新青年的论战说成是“身为桐城边缘的林纾邀宠于‘正宗’”(14)，未免是妄猜。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最初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最后更是同命相连，以致于同归于尽。 但是社会和文化思潮的转移使得“小说”作为“庄严的事业”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作为小说翻译家的林纾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价值。而作为古文家的林纾却日益面目可憎，如王富仁《林纾现象与“文化保守主义”》一文所说：“林纾为什么仍然受到我们的重视，为什么仍然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呢?不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外国文学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更加高度的重视吗?不是因为中国现代的翻译文化得到了更长足的发展吗?没有这些，他作为一个最早的文学翻译家对于我们又有什么价值呢?他不就成了破坏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罪魁祸首了吗?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文化，拯救了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也拯救了林纾。”也许，这种后来者一厢情愿的“拯救”并不是林纾想要的，倘若林纾地下有知，恐怕也是断不会领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