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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 1985年前后出现的“寻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有着很特殊的转折意义。因为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或者说是在1942年后)，中国作家逐渐丧失了用自己的文学干预社会政治的权利，也逐渐丧失了在文学中讨论文化课题并探索文学形式的兴趣。“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标志前一种以文学干预社会政治的三十年代传统的局部恢复(于是出现了“新时期文学”这个过于乐观的概念)。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新局面是直到1985年才出现的。不少学者(如李陀等)后来都认为1984年11月在杭州128陆军疗养院所召开的一次小型文学讨论会，是导致“寻根文学”出现的重要契机。①一些后来成为“寻根派”主力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王安忆、郑万隆、李杭育等都是这次会议上的活跃的发言者。有份与会的一些青年评论家如吴亮、黄子平、许子东、陈思和、蔡翔、季红真等后来也都介入了有关“寻根文学”的批评。1985年后的诸多热门话题，比如“语言”问题、相对主义、道与禅(文化传统)、现代主义等，都在会上有所涉及。只是讨论者并不曾意识到，他们当时探索的问题探讨的作品，会成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关于“寻根文学”的重要性，十年以后的批评是似已公认。但有关“寻根文学”当初的阵容、路向、定义、内涵，学术性的研讨似乎刚刚开始。这种情况鼓舞了我，来重读十年前的作品。 “寻根文学”大致有三个不同路向：一是在“文革”后重新认识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检讨当代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和钟阿城。二是挖掘当代政治动乱在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的深层根源，最典型的作品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是社会现代化的“危机”中寻找“种族之根”或“道德之气”，以解救当代(城市)文化的堕落及人的精神价值困境，郑万隆、李杭育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莫言、张承志等，都比较接近于这个倾向。 本文主要讨论上述第一类的寻根文学。这也是开始得最早的一种“寻根文学”。 “寻根”这个概念是因为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作家》上发表了他的短文《文学的“根”》而开始引人注目的。但“寻根”的作品却至少可以上溯到1983年《钟山》第四期上的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初录》由一组散文体小说(或称笔记小说)所组成，题材并不醒目，情节也不奇特。最初发表时读者不多，但却在杭州的讨论会上由于阿城、李陀的大力推荐而成为同行们关注的中心。不过要讨论《商州初录》，则有必要先回顾贾平凹从起步到1983年写《商州初录》的创作发展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