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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学经典的现代解读 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近年来也被纳入高校通识课的课程建设。但实际教学情况不容乐观。首先，很多学生对为什么必须学习人文经典并不是很清楚，只凭实用主义的立场认为什么有用就学什么，而文学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在很多同学心目中，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不如古代文学如唐诗宋词优美，又不如外国文学名著深刻，加上中学有些老师对现代文学作品食而不化的讲解，很多同学对中国现代作家有一种缺少了解的偏见和隔膜，读不懂，也不感兴趣，少数极端的甚至认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已经过时了。其次，很多老师对作为通识课的经典导读与作为专业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区别不清，把作为通识课的经典导读上成了普及版的专业课，既没有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也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普及和传承。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新文学史研究中加强现代文学经典的人文价值研究。虽然什么是经典，学术界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但经典至少是能经得住时间考验、能够常读常新魅力无穷的作品则没有疑义。用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的话说：“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在新文学史上，凡是经得起现代阐释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公认的经典作品，比如鲁迅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诗歌、曹禺的话剧等，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认识和理解它们的经典性，却需要研究。经典在阐释中生存，阐释是经典获得不朽生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再伟大的经典作品，如果被禁止阅读、禁止阐释、禁止研究，它就不仅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甚至其合法性价值也会被怀疑。在新文学史上，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现代名家的复活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新的世纪，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应该特别着力挖掘它内蕴的永恒人文价值，比如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的刻画，就特别具有深长的历史意味。一般人都知道压迫会激起反抗，但是鲁迅却发现，压迫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反抗。“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12]在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压迫不深才使反抗成为可能，所以，最坏的专制是让人连反抗的欲望都不会产生的专制。[13]鲁迅所刻画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就是生活在这种最坏的专制制度之下的可悲而又可悯的中国人的心灵史诗。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他对暴君、暴政、暴力对中国人心灵的扭曲的批判是力透纸背的，他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忧虑是感人至深的。再如冰心散文对“母爱”的歌颂，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坚定信念，今天看来，也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20世纪中国，有那么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写母爱，但是影响都超不过冰心？这绝不是仅仅因为冰心文笔优美，风格温柔，名气大，而是因为冰心笔下的母爱，有两个核心特质，是其他作者没有看到或没有充分表现的，即母爱的伟大在于：它是无条件的，是包容一切的。我们不需要证明或争取、不需要刻意掩饰什么或张扬什么，就可以获得母亲的爱，而人世间很多的爱却是需要我们努力争取或证明才能获得的。母爱是我们在童年时期能够获得的最好的礼物，只有在母亲的身边和母亲的怀抱，我们才能安然享受这种无条件的“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母子之间彼此相爱，却又互相损害，这种扭曲的“爱”不知道在人世间造成了多少沉痛的不合与磨难。在新文学史上，张爱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恰与冰心相反，她与母亲的关系之所以那么疏远，正因为她母亲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她的木讷、不美和不活泼，尽管她的成才几乎是母亲一手培养出来的，但是，她的存在，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肯定，直到完成传世杰作《小团圆》，张爱玲才真正解开心头的疙瘩，实现与母亲的精神和解。 人文教育的起点是生命关怀，它的宗旨是对人的存在的无条件肯定，它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有教养、有民主价值观的、身心和谐的现代公民。借助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学经典，我们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思考生命、真理、人性、公正、正义、爱、同情、善良、自由、美等，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无论是曹禺话剧对独断专行的中国式家长的塑造和压抑人性的中国式家庭弊端的揭露、巴金小说对婆媳矛盾的表现、老舍小说对贫穷对人的精神剥夺的深度表达、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牧歌情调，还是张爱玲小说对现代都市人善于调情却找不到爱情的审视，钱钟书小说中自由相爱却又吵架不断的“夫妻吵架”现象的生动表现，等等，均是能够激起现代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的对话欲望和阅读兴趣的永恒话题。如果说在文学史的专业课教学中，我们要侧重解析作品的文学史地位，那么在通识课教学中，我们更应该有当代意识和对话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