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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 就新文学史研究而言，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也是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研究领域。考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晚年大都不在现代文学时段里，研究现代文学的认为，他们的晚年写作属于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的又认为他们是现代作家，因此，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如周作人、郭沫若、老舍、巴金、冰心、梁实秋、苏雪林等)解放后仍在创作，但是他们的晚年写作却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盲区。以上世纪80—90年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为例，无论是周作人、冰心、郭沫若，还是曹禺、丁玲、沈从文等，传记的重点几乎都放在解放前，头重脚轻的现象十分普遍。相对而言，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研究中，研究鲁迅的成果比较多，如199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彬彬的《鲁迅：晚年情怀》和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贤治的《鲁迅最后的十年》等就是较早从事现代作家晚年研究的成果，而这显然与鲁迅主要生活在现代文学这个时段里分不开。另一方面，有些作家虽然活跃在当代文坛，但其创作却不仅仅属于当代文学，比如杨绛，她比张爱玲大10岁，上世纪40年代即以话剧创作称誉文坛，但除了研究中国现代话剧的学者，很少人把她视为现代作家，正如人们提到张爱玲时总觉得她是现代作家一样；与张同年出生的汪曾祺，情况也类似。 近年来，现代作家晚年写作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老舍的自杀之谜、曹禺的苦闷以及冰心、巴金、孙犁、杨绛、汪曾祺等老作家的散文等，但除了孙犁、曹禺等少数个案外，绝大多数研究不是从晚年写作的角度切入的，也没有明确的“晚年研究”意识。2005年前后出版的《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丁玲的最后37年》、《沈从文的最后40年》、《郭沫若的最后29年》、《郭沫若的晚年岁月》、《晚年孙犁研究》等著作，使这一现象有所改观。现代作家的亲人、友人、学生的回忆资料的陆续出版，如韦韬与陈小曼的《父亲茅盾的晚年》、梁秉堃的《老师曹禺的后半生》、傅光明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陈明的《我与丁玲五十年》、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等，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现代作家的晚年生活提供了更充分的材料。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王富仁教授文章《重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晚年的研究》引起学术界对中国现代作家晚年研究的重视和关注，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个案研究多，宏观整体的研究少；普及性传记读物多，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少；单部的晚年作品研究多，比如巴金的《随想录》研究、老舍的《茶馆》研究，但把晚年写作纳入作家一生的整体创作中进行透视的少；另外，对新整理、出版的现代作家的晚年作品，如周作人晚年翻译的古希腊及日本文学作品、张爱玲晚年小说《小团圆》以及遗稿《重访边城》等研究不够，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不多。 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是新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式成立的时候，除了鲁迅、朱自清等少数作家已经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或像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梁遇春这样英年早逝者外，绝大多数作家还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活动，因此，从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全貌的角度来说，忽视他们的晚年写作是不科学的。其次，晚年是作家创作生命的最后阶段，深入研究晚年写作，有助于揭示出作家早期创作中一些潜在的变量或隐而未现的危机和局限。以巴金为例，解放前，巴金无情地批判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不是“文革”，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也会信神拜神，成为无神论时代典型的“宗教人”。在写作《随想录》的时候，巴金对自己分析得越深入，就越是惊讶原来自己身上也有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1981年在谈《寒夜》和《激流》时，他写到： “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自己。”[10]“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11] 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苟活麻木等确实是“文革”时期巴金与觉新十分相似的地方。但巴金是旧制度的坚决批判者和毫不妥协的战斗者，觉新是旧礼教的殉葬品，巴金爱的是国，觉新爱的是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怎么会有如此神似的思想和人格表现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20世纪中国，对绝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来说，国就是家的放大，忠就是孝的延伸，巴金爱国正像觉新爱家，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一个是封建时代的孝子，一个是新社会的忠臣，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与儒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而已。“文革”使巴金发现束缚觉新心灵的儒教伦理也钳制着自己的思想，这使我们对巴金早期创作的贡献和局限有了新的审视眼光。 研究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还可以收获在普通的文学史研究中不容易发现的很多启示。有的作家在晚年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如冰心、巴金、孙犁、杨绛等，但也有的晚年笔耕不辍，虽作品多却影响不大，奠定他们文学地位的仍然是早年的创作实绩，如郭沫若、茅盾、丁玲、杨沫、刘白羽等，他们逐渐被人疏远，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同时，如何看待中国现代作家解放后的创作，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主要以回忆录、散文、旧体诗、读书笔记、翻译著作或学术研究等文体为主，如孙犁就认为，作家晚年不宜写小说，散文是最适合老年的文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继续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说张爱玲的晚年杰作《小团圆》技巧成熟、思想深刻，令人刮目相看。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写于1987年，当时76岁，但宝刀不老，笔力温婉遒劲，意蕴深长，是当代文坛的重要收获，当然从总体上看，现代作家晚年写得最多最好最有韵味的还是散文。 在某种意义上，晚年写作，也是人生的终端写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论是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周作人的“寿则多辱”、巴金的“忏悔”、还是老舍的天问“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几乎都可以视为现代作家留给后人的文学遗嘱，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现代作家的心灵密室，甚至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地使被传统的研究模式所遮蔽的现代作家更生动、更立体地浮现出来，因此，就新文学研究而言，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频繁的政治运动、不公正的命运、日渐衰退的生命力以及难言的个人隐痛等，使很多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生死的大限也使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写作有时候更敢讲真话，无论是冰心晚年“有些烫手”的散文，杨绛走到人生边上的“鬼神质疑”，还是韦君宜晚年的“思痛录”等，不仅使他们个人创作更上一层楼，更使我们看到真正的作家可以被打倒，却不会被打败。 “晚年写作”研究有它的难点，首先是如何界定晚年的概念。国际卫生组织认定晚年指的是65岁以上的人。但有些现代作家在65岁以前已经离开人世，比如鲁迅、穆旦、赵树理等，因此，“晚年写作”主要是指现代作家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写作。其次，“晚年创作”不等于“后期创作”。晚年主要是指一个作家正常地走完人生道路的人生最后岁月，对于那些英年早逝的作家，比如徐志摩1931年由于飞机失事离开人间，终年34岁；庐隐1934年难产而死，终年36岁；郁达夫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等，他们的后期创作就不属于“晚年写作”。最后，当代作家即使已到晚年，因为还没有走完人生全程，他们的晚年写作还在进行中(如王蒙)，是否要纳入晚年写作的研究视野也值得商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