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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俗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西方小说的兴起与繁荣，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所以胡适指出：“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一项。” 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此使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 高举“革命文学”大旗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是大力倡导通俗文学的，他大力主张“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诚如胡适认为，如果中国俗文学中自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白话戏剧发展“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的确，“五四”新文学，本来应该承接这一中国通俗文学传统，开创中国文学的又一辉煌新时代。然而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五四”新文学在打倒了传统的“雅”文学，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传统精英文学之后，却并没有真正认同中国自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和通俗文学传统，没有真正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为楷模，更没有接续上清末民初以来的小说创作之繁荣趋势，并不认同已被胡适称为“堪与世界一流文学相比而无愧色”的吴趼人等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之类的作品。而是转移到了另一种精英文学立场上去，即转到了“洋”精英的立场上去，尽管不少洋小说其实不过是彼国的通俗小说，但当时有些人就是喜欢以“洋俗”为“洋雅”，以便挟“洋”以自重，挟“洋”以自“雅”，以“洋雅”文学自居自傲，将中国通俗白话文学传统贬为“旧”的东西，不但不予认同，而且还以“洋”的“雅”立场来压抑“土”的“俗”文学，这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最大遗憾和最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今天，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必需让学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悲剧及其巨大危害，才可能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之上，重铸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本文之重要观点，即在于此。 这种以洋“雅”来压抑土“俗”的具体表现，最突出地体现在对继承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等通俗小说的严厉打压和批判上。下面抄录几段有关评论与批判，以见一斑。沈雁冰（茅盾）曾对旧派小说作过分析，他指出：“中国现代的小说，就他们的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结构看来，大约可分作新旧两派，而旧派中又可分三种。”旧派中的第一种是承袭《石头记》、《水浒》而来的长篇章回小说。然而无论哪一种旧派小说，都是错的。”“总括上面所说，我们知道中国现代的三种旧派小说在技术方面有最大的共同错误二，在思想方面有最大的共同的错误一，……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西谛（郑振铎）写道：“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我想新文学到了现在真是一败涂地了呀！你看，什么《快活》杂志、《礼拜六》、《星期》、《游戏世界》，已经春笋般崛起了，他们出世一本，同时便宣告你们的死刑一次。像这种反动力的‘泥’潮，也不要太轻易地把他放过。’” 西谛当然不会放过，他给这类小说作者们取了两个恶名：“文丐”、“文娼”。他说：“自《礼拜六》复活以后，他们看看可以挣得许多钱，就更高兴地又组织了一个《半月》。对于这种无耻的‘文丐’，我们却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对于这般身心都将就木的遗老遗少，我们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只是我们很奇怪：许许多多的青年的活泼泼的男女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非常喜欢去买这种‘消闲’的杂志。难道他们也想消闲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真不知这一班青年的头脑如何还这样麻木不仁？” 西谛在《文娼》一文中指出：“新近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谈起上海那些无聊的‘小说匠’，我那朋友说：‘你们称他们为文丐，似乎还嫌太轻描，照他们那专好迎合社会心理一点而观，简直是‘文娼’罢哩！‘我以为‘文娼’这两字，确切之至。” 这些批判，够尖锐，甚至够‘损’的了。周作人等一批挟“洋”自重的文人，也有许多类似的观点。为节省篇幅，且从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批判鞑伐之声。例如，北大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编第六章第四节标题为：“小说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复旦编《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指出：“‘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步文艺界除了同封建文人、洋奴文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以外，还一直跟封建遗少‘名士派’、‘鸳鸯蝴蝶派’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两派是当时一股反动逆流的代表，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他们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当时一般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 田仲济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一股逆流，是宣扬游戏、消遣和趣味主义的一个流派。……大都是描写庸俗无聊的男女私情，腐朽颓废的情调和没落苦闷的哀鸣。”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