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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任何正常的文学史，都包含有“雅”与“俗”两个部分，这二者的对立与转换也是文学史上的常态。文学的更新或曰“文学革命”，常常从俗文学中汲取营养和动力，并由此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一次又一次文学前进、文学发展的波澜和高峰。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俗语言”、“俗文学”的推动下发动起来、兴盛起来的。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等领袖人物似乎是清楚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说过：“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者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中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之先河，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的确，文艺复兴高举的两面旗帜是“世俗文学”和“现世艺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导言》中所说：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把古代的东西加以再生和复活，而且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 给当时的欧洲乃自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新世纪。那些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们，以特有的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复兴古典文化之名，行创立现世新文化之实；这些文艺才子们，热爱生活，强烈地要求了解社会现实，反映现实社会的种种动态，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欢乐悲哀。他们的人文主义宗旨使他们的作品不管以何种形式，何种题材出现，其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具有世俗性的，从而冲破了神学的束缚，把文学还给了民众，创立了近代文学艺术贴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的时代精神。特别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爱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反映了人的本欲与真情。无论是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诗集》，还是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是当时民众丰富的方言俗语和真实情态的再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造型作品虽然还没脱离宗教艺术的范围，但其内容均取源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世俗思想。稍后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亚的剧作等，这些文学艺术均植根于当时的现实之中，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和事成为他们描绘的主体，创作了大量历史剧、喜剧、悲剧、诗歌，显示了俗语民族文学的深入发展，同时通过对人和事的深刻描绘，既揭露了旧制度的腐朽，对宗教、封建势力发起攻击，也抨击了新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之，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特点是以通俗语言，通俗的表现方式结合现实的社会生活，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矛盾，这一鲜明特点奠定了西方文学艺术现实主义的风格，对近代西方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随即在大众传播的催生下迅速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近代以前均存在着大众文学，并源远流长，“说故事”是一种非常寻常的娱乐消闲方式，在中国，自宋代以来，勾栏瓦舍的说书人，吸引着许多热情的听众；在西方的乡村，随处可见讲故事与表演的人，然而当时的大众文学与艺术还无法拥有大量的观众，创作表演者更谈不上高额的报酬，均是地方性的而不具有普遍性。自具有近代意义的机器印刷技术诞生以来，特别是大众传媒诞生以后，情形发生了改变，它不仅打开了贵族及教堂图书馆的大门，使更多的人得以分享人类文化的宝藏，使作家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教育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学会认字，产生出阅读更多通俗读物的需求，也呼唤出越来越多的面向大众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传世名著。 当然，在印刷时代初期，大众传播媒介尚未普及，大众的文学艺术仅仅是初潮涌动，还未形成潮流之势。就西方而言，19世纪末是大众媒介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书籍及报刊也越来越重视文艺娱乐方面的内容。当时著名的作家数不胜数，英国的狄更斯、萨克莱、哈代，法国的雨果、福楼拜、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马克吐温等，这些为适应时代而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天才作家们，不仅用它们的妙笔写出深刻反映出当时社会各态的作品，更用他们的智慧促使小说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人们被他们的作品迷住了，据说，当时分章分期出版的狄更斯的小说（一般先由报刊连载）通常由邮轮带到纽约，而纽约的读者等不及在书店里出售时去购买，他们在英国邮轮进船坞之前便划着小船前往会合索取。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超过小说对人们的吸引，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超过小说对人们的影响，这些天才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当时流行文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