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诗人”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追求新社会新人生，要求文学直面社会和人生，认为旧体文学无病呻吟，毫无价值。陈独秀认为，旧文学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务必全力推倒。茅盾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认为：“旧文学家是主观的，是为己的，是限于一阶级的，新文学家刚巧相反。”朱自清的《什么是文学》认为，白话诗是新兴知识分子的武器，而旧体诗则代表封建社会的士人。 以“为社会，为人生”的观念审视杜诗，其现实情怀得到高度重视。胡适认为，杜诗虽有泛泛之作，但绝大多数杜诗直面人生，反映社会问题，是时代的代表。他把杜甫放在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中比较分析，认为8世纪上下半期的文学截然不同：上半期是太平盛世，其文学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下半期是乱离的社会，其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在他看来，8世纪下半与9世纪上半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杜甫则是该时期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胡适把诗圣拉回到平民立场，高度评价其“弹劾时政”的“社会问题”诗，如评《兵车行》是“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空前的弹劾时政的史诗”，又称“三吏三别”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诗”。他甚至认为杜甫是 “我们的诗人”，“代表中国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鲁迅有类似看法。据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所说，鲁迅认为，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象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这一评判显然带有五四知识分子关心时政、关怀社会民生的时代烙印，可以说，杜诗传达了这一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