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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间谍” 早在1901年，东北就活跃着多支拒俄义勇军。他们本是杀人越货的马贼，但国难来临，立即成了出生入死的爱国者。俄国人为永据东北，大批驱赶和杀戮中国人，其残暴无行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俄情绪。对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义勇军绝不手软，一旦捕获则残酷处死。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与俄军血战于东北。中国政府“以日驱俄”之策实现，遂宣布“严守中立”，但东北拒俄义勇军依然神出鬼没，袭扰俄军，与日军相呼应。中国人与日本人因同仇敌忾而生兄弟之情。 1904年5月英国《印度太晤士报》刊文云：“远东近日之现象，其最可诧者，乃中国忽表同情于日本耳。”且预断“无论此战之结局如何，中日两国，必当自此联合也”。中日战后可能联盟的景象在西方产生“黄祸”临头的幻觉，遂有离间中日之策。为驳斥西人挑拨中日关系，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1906年1月发表谈话，谓“当日俄未战以前，[满洲]居民损失不赀，及战端既开，转以无恙，其对于日本之感情，今日尚难解决”。 1904年8月《大陆》通报云，“近来‘马贼’横行于东三省各处，实足挫俄军之势力，闻有‘马贼’称曰‘爱国马贼’，其中一队专横行于新民屯附近，彼自称东亚爱国马贼之凯旋队。均有新式之枪械，在各处遇见俄人，即袭击之”；又报“爱国马贼”人数已“不下六千余人，屡与俄军冲突，以冀断绝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害俄军为目的”，“满洲居民皆与之亲密，尊之为爱国义士”。报道称义勇军“均有新式之枪械”，但未说明提供者。据1903年1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德皇威廉二世信，可约知其来源：“两天前，我接到一份报告，说日本人正在你我的背后偷偷摸摸地武装中国人来反对我们。报告又说，他们已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以二万支新式连发步枪和弹药、四十八门野战炮、十二门速射山炮和弹药供给中国军队。” 1904年3月《矿工拒俄》报道，“武山地方，现有煤矿中中国工匠数百人起而攻击俄人，又有哈尔滨及西伯利亚之避难波斯、犹太人组织一秘密会，专与俄人为难，其首领现在极力号召各国狂徒、中国矿工及‘马贼’等共两万五千人以成此举云。”同月，《天津日日新闻》报道“东省仇俄会”成立及处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现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众多，有甲乙丙三人，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 回到“幻灯片”。那个行将被日军处死的中国人的身份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俄国间谍，即便落在围观的中国人手里，也会被当卖国贼处死。换言之，日本兵与围观的中国人共同参与对一个“俄国间谍”的死刑。作为幻灯片的观看者之一，鲁迅与幻灯片上那些围观的中国人分享着同一种感受，尽管他不太可能像日本同学那样鼓掌欢呼。只有那个将被处死的俄国间谍是孤独的。 日俄战争于1905年9月以日本获胜告终。一个几乎不知名的东亚小国打败一个强大的西方大国，一改黄种人和亚洲人的孱弱形象，令世人肃然起敬。战火甫燃，东西各国就以热烈兴趣观察着这场“黄种对白种、亚洲对西方的战争”，而日本获胜在亚洲各国激起了一种革命性的联想。“日俄战争实为西洋史中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富勒说，“它不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的角力，更重要的，是对西方人在亚洲的优势的大挑战。当1904年2月6日日本人的战号吹响后，东方和亚洲所有民族都从古老的幻梦中惊醒了。” 印度人从中看到了独立的希望。普拉德罕说：“日本胜利对于印度人心的影响，是不可能再加以夸大的了，印度学生开始研究日本历史，想要发现其战胜欧洲最大强国的原因。他们所发现的答案为日本的爱国心、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这才是军事能力以外的奇迹力量。”几十年后（1941），在日军“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的昆明，北大校长蒋梦麟躲在防空洞写回忆录，忆及日俄战争对清末中国人的心理震撼时，他觉得此一时彼一时，没什么好回避的：“[日本获胜]更使中国的革新运动获得了新动力―――日本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中国官民为日本获胜欢欣鼓舞。1840年来一直饱受西方凌辱而几乎丧失种族自信的中国人认识到此战的深远意义：它打破了西方由来已久的黄种人劣于白种人的种族成见。当1904年2月日本海军在旅顺港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说此战意义“实较之保全土地、幸免瓜分诸端尚万万也。案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白人既居之不疑，而黄人遂妄自菲薄，以为此天实为之也。不料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这为中国仿日本进行宪政改革提供了更充分的说服力，改革在1903年后骤然加速。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日本，就是中国人梦想的自己，是中国人已失去的或尚未能实现的自己。这又使中国人的欢喜渗透着耻辱。1904年2月，当中国人欣喜于日军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提醒国民：“日本之胜，吾人之耻也，愤且不暇，何以喜为？”这或许正是鲁迅当时的真切感受。他在仙台看幻灯片时，他内心产生的巨大冲击与其说来自日军处决一个俄国探子，不如说来自日本进步之速与中国进步之缓的对比。到20年代，当日本一系列侵华辱华事件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时，中国人才会敏感那个被日军处死的俄国探子的中国人身份，感到一种深深的民族耻辱。换言之，“幻灯片事件”是多年后鲁迅展开他的“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叙事策略。但他将见于一切民族的弱点说成“中国人的劣根性”，将“人类性”表述为某个民族的特性，就重建了被日俄战争动摇的一种西方殖民主义的种族偏见。 “中国人的劣根性”非鲁迅之“发现”（只要他愿意，他同样可发现“劣根性”的对立面―――优异性），而大多来自他1916年阅读的阿瑟・史密斯（明恩博）的《中国人的特性》（1895），一本在建构和传播“中国人的劣根性”方面起了非同小可作用的名著。辜鸿铭1915年以一个早熟的“后殖民”批评家的犀利眼光，指出阿瑟・史密斯之流的“汉学”与在西方掌权并奴役东方的“约翰・史密斯”之流的殖民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阿瑟・史密斯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的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