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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幻灯片事件”与“国民性”的构建(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读书报》 程巍 参加讨论

    幻灯片
    鲁迅在1922年《呐喊・自序》中谈到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历,说微生物课课余,教师照例放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日俄战争,有关战事的画片自然较多,而作为满堂日本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我在这一个讲堂中,却须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幻灯片事件”早已进入民族的集体记忆。但“幻灯片”还有一个版本,亦见于鲁迅(1926年《藤野先生》):“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演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砍头”在这里被写成“枪毙”,这并非鲁迅的疏忽。随后的文字也为“枪毙”提供了佐证:“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但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围观者不能抵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站在左右),而须站在后方稍远地方。这给照相机镜头带来一个难题,不能像拍摄“空间密集”的砍头场面一样,将处在中心的行刑者和受刑者与呈弧状远远站在后方的围观者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同时保证所有人表情的可辨。鲁迅显然对摄影颇为敏感。既把砍头改为枪毙,就得相应调整整个场景的景深和人物排列,于是不再有“站在左右”一说,不再提“麻木的神情”。换言之,不再是幻灯片上中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而是同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的“欢呼”刺激了他。在《呐喊・自序》中,视觉(我-幻灯片)更具震撼力,在《藤野先生》中,听觉(我-日本同学)压倒了视觉。
    鲁迅1909年回国,其时,施行新政的清廷已在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受西方现代轻刑主义影响,主张废除名目繁多的死刑,只在斩、绞中择取一种,或一律代以西方军队通用的枪决。在西方死刑观念中,枪决被认为给死囚带来的痛苦最少,也最体面。1910年5月,清廷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规定死刑为斩、绞两种。由于传统伦理观念,瞬间身首异处的斩刑反重于须长久忍受痛苦的绞刑。次年初颁布的仿西方现代刑法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但仍保留少数重罪(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适用斩刑。1914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一律改死刑为枪决,至少在法律上确立了枪决为死刑唯一形式。北京的刑场随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至几里外天桥先农坛二道门外,那里是一块空旷之地。但当时中央对外省控制力有限,各省死刑情况不一,如东北1925年仍以斩刑处决死囚,次年改为枪决,但对女死囚仍执行绞刑。
    “斩重绞轻”的观念,与被处死者本人的痛苦程度无关,而与关于“身体完整性”的伦理观念及砍头仪式带给旁观者的心理震撼有关。正因如此,1900年,一向谴责中国死刑方式野蛮的“文明之国”的八国联军在捕杀拳民时,最初还使用枪决,但很快发现不如斩首有侮辱性(对拳民)、震慑力(对旁观的中国人)和观赏性(对旁观的联军士兵),遂将处决一律改为斩首。1905年,清廷修订刑法,政府所聘修律顾问、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以其不合“世界大势”表示异议,谓“各国之中废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废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种之执行方法。今中国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犹认斩绞二种,以抗世界之大势”,“外人读此律者,必以为依然野蛮未开之法”。
    鲁迅改幻灯片上的“砍头”为“枪毙”,不仅使处决场景失去砍头仪式的震撼力,也使日军―――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文明化”了。从《藤野先生》的写作动机来看,砍头的野蛮场面必须改写,以适合该文基调:“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对比。鲁迅一直没提幻灯片视觉中心的日本兵的表情。
    被用作日本国民性代表的不止是幻灯片上的日本兵,还有藤野(“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职员及观看幻灯片而欢呼“万岁”的日本学生。作为中国国民性代表的也不止是幻灯片上神情麻木的被处决者和围观者,还有东京成群的中国留学生(“我”是例外)―――他们在樱花树下徜徉,头发“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当“我”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勤奋读书时,把这几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速写与“幻灯片”并在一起,会产生一种鲁迅所期待的蒙太奇效果:“麻木”从被处决者和围观者脸上扩散到东京中国留学生内心,化作一种名曰“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黏稠之物:“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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