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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之战” 鲁迅1926年温情地描绘了1904到1906年他与藤野的私人友谊，并把自己在仙台所受的礼遇（“不收学费”等）归于“物以稀为贵”（他是那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而在那张幻灯片的强烈暗示下，这种私人友谊尤显不可思议。如此，他就遮蔽了当时中日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的密切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嫉妒”（实藤1939年语）―――也就使“幻灯片事件”中各种人物的关系（日本兵-充当俄谍的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我-日本同学）发生意味深长的分化和重组，已非当年的那些关系：它们被1920年代恶化的中日关系的语境改写了。为达到刺激效果，鲁迅“再造”了回忆。 一国民众对另一国民众的好恶，常受政府的暗中操纵，是好或恶，视本国利益而定。本来，1894-1895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及割地赔款，已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仇恨。为抵御日本继续扩张，中国采取联俄拒日之策，指望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危急时能将大批俄军迅速运至东亚―――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 但俄国的野心不止于“假道伐虢”。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镇压“拳乱”，俄国趁势占据东北，且无意在战后撤兵。这就同时危及了中国和日本。面对共同的敌人，中日迅速接近，努力消除敌意。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外山指出：“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军事和政治的交往由此开始，并迅速升温。 但能制造情感认同的还是文化和民间交往。日本不断抛出对中国人极具诱惑力的“同文同种”说辞，以使其产生“黄种人共同对付白种人”的东亚一体幻觉。190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在次年开学典礼上，应邀出席的中国官员热情洋溢地致辞，谓书院是对“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中外日报》遂提议：“日本有东亚同文会，以保全东亚为志，我中国亟宜创立一会，与东亚同文会同义。”日本驻华公使谷野鼓励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承诺日本将承担几百中国学生在日学习费用（鲁迅的“不收学费”大概受惠于此），但在致日本外相密函中，他道出此举的深远动机：“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中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以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俄国加快步伐，欲强迫清政府签订密约，承认俄国据有东北的事实。中国众多有识之士立即看出密约的连锁反应。刑部吴君遂在一篇演讲词中说，“俄约既成，各国援例而起，利益均沾，则瓜分之局立成”，“既不敢言战，或可以乞援各国。各国利害相关，必有仗义执言出而干预者；言之济济，必有代为之战者。合力以图俄，约不难废也。”1901年3月《中外日报》载文曰：“东三省曾为日本所得，俄出阻扰，使还中国，今乘间取之，日人必不甘心。度以近日时势，日本尚足拒俄，我之力虽不足拒俄，我之财尚足助日以拒俄。”5月，清政府拒绝与俄签约。一位满族贵族遂投书《中外日报》，称“今朝廷已一力拒绝，亟宜与英、日速订防俄密约，许以利益，以保东亚永远太平之居。一则唇齿之谊，一则商务所关，当必乐于从事”。 当时此类奏章和文章颇多，权衡利弊，多倾向于联日拒俄。在华日本人也暗中促成其事。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众日本教习探知中俄密约又有可能画押，请假归国，准备对俄作战，法律教习岩谷临别以沉痛语煽大学堂学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教育者，养全国忠爱之精神也”，“以日本学生例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大学堂学生立即“鸣钟上堂”，群情激昂，向各校拍发电报，联合运动，又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称“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麋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 鄂省学生在接读大学堂学生电文后，也“鸣钟上堂”，并上书两湖总督，谓“岩谷先生之言可三思”，“请正告政府，弭患未燃，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兴师抵拒，联合英、日，以作后援，学生等愿披甲执戈，供大人麾下甲士，以一吐我椎心泣血之隐痛，一雪我四万万人同胞之大耻，虽饮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弹而不怕也”。 拒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各地纷纷成立“拒俄义勇军”、“铁血会”一类组织，连寓美华商亦电告中国政府“若肯出兵，联了日本，去打俄国，一切兵费，寓美的华商情愿代筹”。中国留学生云集的东京更是拒俄运动的海外中心。誓将俄国势力逐出满洲的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暗中加以鼓励。1903年3月，一个夜里，中国留学生忽闻街上传来刺耳的摇铃声，原来日本人甫接密报，谓中俄密约将签，特摇铃相告。留学生们次日即召开大会。会上，演讲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闻者亦群情激越。日本学生同日召开“强硬青年大会”，并派代表来中国留学生大会演讲，鼓动中国人以强硬方式对付俄国，称“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才是”，演说毕，邀几百中国学生去他们的会场听演说。 留日学生拒俄义勇军迅速成立，决定赴东北作战，为此他们抓紧操练，学习射击。留日女学生也不让须眉，创立“赤十字社”，学习战场看护，并上书贝勒载振，谓“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情，虽不克任，而裹伤收尸，缝?具食，或能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尽管日本政府暗中鼓励中国留学生拒俄运动（东京警察面赞“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但顾及“拒俄义勇军”之名及其军事训练惹起“国际”麻烦而禁止他们公开活动（义勇军遂大批返国，加入国内拒俄运动），但对“赤十字社”的活动“日本皇族、贵族甚欢迎之”（《浙江潮》）。 鲁迅1902年2月到1904年8月在东京弘文文学院学习，其时正是东京中国留学生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最活跃的是拒俄派和反满革命派，两派人员互有重合，但宗旨不同。鲁迅一度出入排满主义圈子，常“听演讲”，但他不习惯人群，不久淡出，孤身前往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仙台。1903年《苏报》载文感慨留日学生精神可嘉，“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居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为论证他所说的“中国国民性”，就避而不谈东京广大中国留学生奋发昂扬的精神（因与“麻木”对不上号），只诉说自己无边的寂寞；在《藤野先生》中，无边寂寞依然是主调，但好歹安排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出场，却只是让他们在樱花树下上演一出丑剧，夜里，鲁迅听到的也只是他们的舞步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