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先生的这种“看来看去的看一下”不仅仅只表现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后期文章的写法其实跟这个也很有关系。早在1925年，他就开始有这种意识。在1925年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中，他说，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字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④这段话中的“余裕的”、“余地”等其实都是“留白”的不同表达方式。“留白”的审美趣向甚至是鲁迅杂文成立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陈方竞在其《鲁迅杂文及其文体考辨》⑤一文中有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鲁迅后来的杂文观念同其1925年前后倾注全力翻译的厨川白村的“余裕”的文学观有很大的关联，并且在另外一篇长文《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⑥中，陈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梳理了从夏目漱石到厨川白村的“有余裕”的文学观对鲁迅的影响和启发，并阐述了“有余裕”的文学观在鲁迅杂文成立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说，“这是有助于我们感受和认识鲁迅‘杂文’的，同时亦可见鲁迅的‘杂文’与‘杂感’的差异：如前所述，后者更为敛抑、集中、紧张，有十分具体的针对……前者如《说胡须》、《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题目就可见，并没有具体的针对……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而颇显‘余裕’的写法……”⑦“‘杂文’较之‘杂感’更近于‘魏晋文章’。”⑧留白或者“有余裕”的这种文章的美学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文字中显示出轻松的调子那样简单，而毋宁说是鲁迅后期文章写作的根本。后来在1935年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当中，他有更为清晰的阐释，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⑨ 这段话当中，鲁迅谈到了文学体制外的写作——杂文和文学体制内的正宗创作之间的关系。“文学概论”或大学的讲义所讲的当然是文学体制内的正宗——小说、诗歌之类的，作为创作的“文学”其实是一个现代概念，是一种“现代性”装置，乃至制度。文学“创作”，是基于笛卡尔“我思”主体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证”的过程，因此，文学作品具有现代透视法的特点，是一种焦点(消失点)写作的结果。而杂文是一个被文学体制所驱逐的对象，是排除在“创作”之外的写作。这也正是鲁迅写作这篇序言的原因。在鲁迅看来，杂文的写作是“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的结果，而不是要遵循“文学概论”规则与形制的。鲁迅的这种“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的杂文写作观和前面我们讨论的“看来看去的看一下”的生活观念其实是一致的。其实质都是反焦点的、反透视点的或者是反消失点的实践行为或者观念。很显然，杂文是一种“体制外”的写作。我们讲文学，文学其实是一种体制，一种现代性体制，而鲁迅后期的写作已经完全抛弃这种体制。他的杂文写作非常开阔。我们中国学生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写文章时一定要紧扣主题，一段跟主题无关的文字是一定要删去的。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样的写作，文字是紧张的，人的精神也是紧张的。我想，鲁迅对此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在鲁迅看来，某些细枝末节，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文字反而能够增加文章的生趣和文章的开阔度，而不一定要满篇围绕主题最后要点题，这样的写作会让人的精神变小，没有“余裕”了，不留白。鲁迅后期的写作是一定要讲“留白”的，这是鲁迅杂文写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