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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传统诗学脉理中，宋诗理论和三四十年代的知性诗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具体表现为：前者强调的对世界万象的纳入与后者“最大量的经验活动”摄入等观念，前者强调的“託物连类”与后者将“概念化成影像”等观点，都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另外，前者所看重的精细入微、鞭辟入里之“宋贤之精神”，也与后者间接、迂回、暗示的“感觉曲线”诗观若合符契。古今两次诗学运动尽管发生动因、发展方向、艺术效果都颇为相同，但二者也有质的区别。这种内在联系，一方面反映出中国诗学的革新不可能逾越历史传统的深刻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诗学只有不断接纳新的因素，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长能力。 【作者简介】赵黎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抒情传统中的“唐宋之争”与新诗的“知性”转向 抒情是中国诗的擅长，抒情诗是中国诗歌的基本构型，这一事实早已成为了一种诗学常识。陈世骧有言：“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①在他看来，这个传统直可上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低吟浅唱，弥漫的是“个人的弦音”，诉说的是“人类日常的焦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与抒情诗的要求相吻合；《楚辞》也不过是“楚的悼亡诗”，呈现给后世的是抒情诗的不同种类，“祭歌、颂词、悲诗、悼亡诗”，整体上讲是“用韵文写成的激昂慷慨的自我倾诉”②。因此，它不仅塑造了一种民族文学的心理基座，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结构，举凡古风、律绝诸体，均以凝练精致的艺术形式达情畅怀，很少出现长篇巨制的叙事诗或曰剧诗。即使那些以铺排为能事的赋体，其实也是“在诉说一种个我的情怀、一种自我的心灵对外在世界的观、感、思；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抒情的”③。而在理论上，由于“诗言志”古老信条的垂训，历代诗论家最不敢忘怀的就是“情”与“意”，言诗必述情，传统诗论能逃“情教”范模者几无：“诗本人情而成于声”④；“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见”⑤；“夫诗者本乎情，丽景成声斯谓之诗”⑥；“诗家首重性情，此所谓美心也”⑦；“诗学根于性情”⑧。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断言，言志诗学构成了中国诗学的道统，抒情之体构成了中国诗学的体统，而这种道体合一的抒情诗型也构成了华夏迥异于西方的诗学原型。 正是由于这种原型力量的牵引，以诗歌革命为号召的新诗坛，尽管在诗体方面做出了不少越轨的尝试，然而对于言志传统并未见出稍许改观。宗白华说，诗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的文体，其能事是“表写人的情绪”⑨。郭沫若在华兹华斯“自然流露”⑩说的基础上，干脆将传统抒情理论进行了简化处理，认为“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11)。他还强调，抒情诗歌的理想境界，是将“一种几乎发狂的强烈的热情”，畅快淋漓地“涌出来”而“不是做出来”(12)。一些受传统诗学影响更深的诗论家如废名，在构建新诗艺术规范时，甚至将“旧诗”的若干因子纳将进来，不仅主张新诗要“最见性情”(13)，而且强调情感要“直抒”，“新诗的生命自然是一个直接的抒写”(14)。直接抒写的“自然”，常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在这样的抒情语境中考察聚讼千年的“唐宋之争”和三四十年代的知性诗运动，我们会发现一些深有意味的现象。首先，会发现人们尊唐抑宋的深层原因，原来不是别的、而是对抒情文化惯性的本能护守。“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其“有所歉”的根本原因，原来在于偏离了“吟咏情性”、“一唱三叹”、“透彻玲珑”的唐代(亦即历代)抒情传统(15)！“唐诗如父母然，岂有能识父母而认他人者乎？宋之最佳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况陆放翁辈乎？”(16)人们所谈论的唐宋之异，原来是二者对于“情”处理方式的不同。 与此相类似，三四十年代梁宗岱和袁可嘉先后提出的“经验诗学”(17)，显然也是一种对新诗抒情理论的深刻反拨。新诗仅仅限于抒情吗？新诗文体没有拓宽的可能吗？当然不是。他们认为，诗歌固然不应放弃抒情传统，但诗仅限于抒写刹那感兴是远远不够的，诗歌必须扩宽表现的疆域。在比较了我国旧诗与歌德抒情诗概念之后，梁宗岱一方面肯定了抒情诗对于现实反应的敏感性，但又觉得诗歌除了表达瞬间的情绪外，还有更为宽广的世界需要诗歌做出回应，现代生活呼唤着“另一种”新诗。而在袁可嘉看来，传统抒情诗单一地描写“喜怒哀乐的状态”，抒写情绪时“从头到尾永远表现悲情的波动”，“往往只止于直线的运动”，缺乏“多主题底重复”和“辩证的发展”，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现代人“复杂经验底有组织的表达”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表现手段“曲折、暗示与迂回”的“另一种”新诗肩上(18)。袁氏把这种抒情方式的转换称为“从抒情运动到戏剧行动的转变”，即“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底发展”，其要义“不是说现代诗人已不再需要抒情，而是说抒情的方式……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泻而采取曲线的戏剧的发展”(19)。这“另一种”新诗，我们不妨名之为“经验诗”或“知性诗”。与传统抒情诗重“感兴”“顿悟”，重“即兴”“口占”以及重“自然流露”“无迹可求”不同，这类诗的最大特征乃是极为重视“建筑的匠心”，即所谓“积年累月甚或大半生苦心经营”与“内在世界里的毕生的经验与梦想，怅望与创造底结晶或升华”(20)。因此诗歌定义应该被重新改过，“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因为“热情可以借惊叹号而表现得痛快淋漓，复杂的现代经验却决非捶胸顿足所能道其万一的”(21)，新诗表现方式的革命势在必行。 必须指出，梁、袁的知性诗论，是在波特莱尔、里尔克、马拉美、艾略特等欧美现代诗人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有的表述称其为西方诗论家相关论述的汉语直译都不为过。然而，反顾传统，我们又会发现这些论述其实“古已有之”，从文体角度而言，这恐怕是传统汉诗文体内在运动的变化规律使然。在一定意义上，宋诗与现代知性诗运动的内部动力，都来自于拓宽表现内容、改变诗体单一格局的需要，面临的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交集。言及“宋诗”与新诗的关系，真可谓风云际会、一波三折。文学革命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诗的反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不用典”、“不用滥调套语”等，条条款款均是针对宋型诗积弊而来；可是，胡适的诗歌“尝试”，如议论成分的增加、“以文为诗”的做法等等，却又未必不是对宋诗传统的某种延续。新文学主张诗歌“直接的抒情”，然由此引起的“感伤情调的流行”以及文体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等，却使“新诗的前途”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我们将宋诗理论和现代知性诗论相提并论，主要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证明二者业已存在的对应或相似关系，而是通过这对应或相似关系的揭示，从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中发现诗歌文体变革的内在规律，以对中国新诗的文体建设做出理论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