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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元代平话文本的形态表现比较复杂，语体上，有白话，有文言；取材上，有史书，有讲唱伎艺、民间传说；表述上，有史书叙事的程式，有讲史伎艺的格式，这是元代平话文本所表现出的基本形态。其中，语体上存在的文言叙述、白话叙述，是判断平话文本的题材来源或文本性质的最直观的依据，比如白话叙述的内容，讲唱伎艺的格套，是其与讲史伎艺相关的最有力证据；文言叙述的内容，是寻找其据史书编写的有效指引。需要注意的是，现存六部元代平话文本在文言叙述的数量上并不一致，《五代史平话》于抄录史书原文方面甚为明显，《三国志平话》的白话叙述最为普遍，但即使如此，它也有明显抄录于史书的文言叙述内容，《秦并六国平话》则居此二者之间。比如《秦并六国平话》卷下叙述田儋事迹一段： 话说田儋者，故齐王族也。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杰人。陈王令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太守。田儋佯缚其奴之廷，欲谒见狄令，因击杀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田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率兵东略齐地。(32)此段叙述以“话说”领起，其下相从者为纯正的文言，考其来源，见于《史记·田儋列传》或《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而更近后者(33)，明显是据史书原文的抄录和剪辑。如此，文中“话说”这种说话伎艺特有的格套语，就不能充分说明此平话文本是来自于讲史伎艺的书录或底本；而平话文本的文言叙述部分也就不是讲史伎艺的书录，而是依据史书的文本编写，如果具体到所据史书为《通鉴》，则即可视为“按鉴编写”，这当是后世“按鉴演义”的先导。 至于平话文本的白话叙述部分，一般认为是来自于讲史伎艺的内容，但《秦并六国平话》卷下中“话说”领起纯正文言叙述，提示我们这类有着说话伎艺风格的内容，并不是编写者依据说话人口讲的书录，而是文本编写立场上的模拟或借用，这正如《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泊故事一节，乃是编写者在杂取众材进行书面编写立场上取用了民间说话的材料，故而会在普遍的文言叙述中插入这段具有说话伎艺风格的白话叙述内容。另外，如果具体梳理平话文本的材料来源，便会发现其白话叙述部分有相当数量者乃出于依据史书的白话翻译。如《秦并六国平话》卷下叙刘邦受降秦王子婴及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事：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军，至灞上，子婴以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到轵道旁，归降沛公。当时，诸将请杀子婴。沛公道：“始怀王遣我，故以我为人宽容大度。且它人已降服，杀降不祥，吾不为也。”乃以子婴属吏。沛公西入咸阳，还兵灞上，召父老豪杰，来与之约。问父老曰：“尔等苦秦苛虐之法已久，诸侯当来约：先入关者，得为王。今吾先入关，当为关中王。今与尔等约法令三章：有杀人者，教尔者如杀；伤人底及做盗贼底，各以其罪治之。其余秦王严法，一回除去。凡我之兴师此来，为诛无道秦，与尔父老除害，非敢有所侵夺，尔父老每休怕惧。”父老听得此言，喜欢之甚。各牵牛扛酒，来沛公军前犒军，只怕沛公不来关中为王也。(34)对照《通鉴》卷九之太祖高皇帝元年所记(35)，这段白话叙述中，子婴降刘一节基本上是谨按史书的白话直译，而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一节则是依据史书剪裁、编辑后的白话翻述。这两种据史编写的方式在现存六种元代平话文本中占有相当数量。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平话文本中的白话叙述部分有许多是依据史书内容的白话翻述，而非原于讲史伎艺的书录。 由此可见，元代的平话文本明显存在着白话叙述和文言叙述的混杂现象，其中那些来源于史书的文言叙述部分是平话文本据史书编写的有力证明；至于白话叙述部分，则存在着据史书的白话直译或剪辑后的白话翻述。这些据史书的抄录、剪辑、白话翻译内容，表明平话文本存在着据史书作通俗阐述的成分，其依循史书者有情节内容、语句表述，甚至叙事框架(36)，于此可见其据史书编写的思路和方式。 而这些据史书编写的思路、方法的存在，则说明平话文本有着据史书作通俗文本编写的成分。若不论平话文本与直说作品之间存在文学属性、史学属性的区别，它们首先皆可视为历史题材的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有着明显的据史书编写的成分。平话文本对历史典籍的通俗浅易化阐述，就与直说作品有诸多相同相通之处：语言上追求通俗浅易，内容上对经史典籍作通俗浅易化改造，基本的方法包括文言剪辑、白话翻译，间有取材传说或小说，并作民间趣味的发挥，这些皆体现出当时文人致力于书面白话叙事的努力。 正因如此，一直有学者认为元代的平话文本具有通俗史著的性质，可归属于通俗史著的范畴。周兆新即认为《五代史平话》“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通俗历史读物的性质。也就是说，它还不能算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处在由历史著作向文学作品过渡的中间状态”(37)；更有学者认为这些平话文本就是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作品，胡适即认为从《五代史平话》到《三国志演义》“起初本是一种通俗历史教科书”(38)，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一文更明确认为，讲史是一种史学的普及活动，讲史话本是一种通俗史学作品，“说话人的讲史，他们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文人的抄录和编写讲史话本，就不仅仅是一种文艺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史学活动”(39)。这种观点虽遭批评，但一直有支持者(40)。这些解读虽有偏颇，但也说明，这类面向下层民众阅览之用的白话文本编写活动，与当时文人阶层中更为流行的直说作品有着直接的关联，类同于《直说通略》那样的面向广大民众普及历史的白话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