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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出现的这类立足于文本阅览的白话著述(下文通称为“直说作品”)，与宋代的白话语录的属性明显不同。我们知道，宋代就出现了一些白话语录，如道原《景德传灯录》、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王守仁《传习录》、朱熹《朱子语类》等，皆为禅宗大师、理学大师们的口讲内容的记录、编辑文本。而禅宗大师、理学大师的白话讲说内容之所以能被记录以成文本，乃是基于人们对于讲说者及其讲说内容本身的尊崇和信仰，而那些艺人们的讲说是难以有书录文本的(22)。 元代的书面白话著述则与此白话语录有明显变化。其一，已非口讲内容的记录，而是立意于阅览之用的书面著述。虽然亦有与口讲有关者，但那并非口讲内容的书录，而是口讲前的文本编写以备阅览。到了郑镇孙、贯云石那里，则是为了纯粹的阅览而编写了。其二，不但人物语言用俗语白话，叙述语言亦用白话。宋人书录禅宗大师、理学大师们的口讲内容以成文本，乃出于忠实传达他们的宏旨大义，这是史家实录观念的体现。但实录观念只体现于人物语言，白话语录仍有一个文言的叙述框架，常以“某某曰”出之，虽然它在总量上比人物语言要少得多。其三，元代文人参与白话文本的编写，不是如白话语录那样遵从讲说者之意的忠实传达需要，乃是出于照顾接受者的理解能力而有白话文本的主动编写。郑、吴二作取用俗语白话作为文本著述的表述语言，间而带有当时蒙式汉语的词汇句法特征，即是出于服务蒙古皇帝阅览需要而力尽平易的语言修辞手段，而非来自于仪式性白话讲说的书录。 元代的直说作品与宋代白话语录的这些不同，昭示了元代关于白话的品格、地位的观念有了变化，关于书面白话使用、书面白话著述的环境也有了变化。其一，元代的蒙古皇帝和皇子、国子学蒙古生都在主动地阅览白话文本；其二，当时理学大儒有“南吴北许”之称的国子祭酒许衡、经筵讲读官吴澄都自觉使用白话著述；其三，当时文人如贯云石、郑镇孙明确表示他们赞赏许衡的白话著述并有仿作。这些表明，文人涉足白话著述有了内在的动力(这个动力来自于蒙古权贵的需求)，白话在元代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并非如张中行所说的那样品格低贱，为下层人所用(23)。与此相应，处于社会顶层的蒙古权贵主动地阅览白话著述，受到文言典籍严格训练、长期熏陶的文人自觉使用白话著述，而且，白话还出现在朝廷的公文中(如圣旨、《元典章》、《通制条格》)、官修的正史中(如脱脱等撰《宋史》)(24)。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元代之于白话著述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此，胡适曾经归因于元时科举废止的促进(25)，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但元代独特的社会状况确实改变了人们使用白话的环境和观念。 一方面，蒙古权贵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及混一四海之后，为了有效地征服与统治，非常重视自身的汉语言、汉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家经典和汉地历史的学习。但蒙古人的汉语言、汉文化水平低下，而文言又艰深难懂，这阻碍了蒙古人对汉文化的快速有效接受，因此不但需要简要方便的汉文化知识读本，也需要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表述方式。我们看到元代出现了不少汉文经史典籍的节略本，以及有着或轻或重的蒙式汉语的白话本，就是这一需求的反映。 另一方面，在蒙元统治下，明显存在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严格的种族等级之分，以及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强化了以蒙古人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因此，面对蒙古权贵的快捷有效地学习汉文化的需求，汉族文人也在思考这些蒙古人的接受能力，考虑怎样用最有效的向这个统治群体输入儒家思想。许衡、吴澄以理学大儒的身份，在面向蒙古人的知识传授时弃文言而用白话，就说明了汉人知识界的这种思考与实践。 所以说，元代文人主动自觉地涉身经史内容的白话著述，是在白话地位升高，蒙古统治者学习汉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蒙古人存在着快捷有效地了解汉文化的需求，汉人知识界也存在着向蒙古人快捷有效地输入汉文化思想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白话被视为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表述方式，既符合接受群体的需要，也符合输送群体的需要。许、吴、贯、郑等人以俗语白话“直说”经史典籍，就是因为当时有使用白话著述的环境——既有使用白话著述的基础，也有使用白话著述的必要。 由此可见，元代的社会环境确实改变了白话使用的环境，也改变了白话地位的观念，这为文人涉足白话文本的编写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促进了文人自觉使用白话以成著述的涌现。尤其是上层社会存在着阅览白话著述的环境，许衡、吴澄这样的硕学大儒涉身白话著述，这对于更多文人参与白话文本的编创，具有积极的激励、推动和示范作用，从而涌现出了立足于普通民众易晓易解的阅读需要而自觉编写的白话文本。郑、贯之作就是受此影响下的面向下层社会的白话著述。这些白话著述来自于蒙古权贵的需要，来自于硕学大儒的参与，体现了知识界对于白话著述的价值的认可，不但激励了更多的文人涉身于此，而且还把它引入到面向下层民众的思想教化、知识普及之中，这对于当时白话作品的编刻既具有精神上的激励作用，也具有方法上的示范作用。这些因素的相互累积、推拥，共同营造了编刻、阅览白话作品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编写、刊刻白话作品潮流的兴起。 元代的平话文本，作为历史题材的通俗作品，即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出现的，它们的编写、刊印即得益于这一白话地位提升、白话著述自觉的文化环境的滋养。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它们与上述“直说作品”在同一时期出现，同是白话文本，同样是对经史典籍作通俗浅易的阐述，甚至在“全相平话五种”之前，直说作品已有面向普通民众阅览之用的白话文本，尤其是《直说通略》这样的历史题材者；二是因为平话文本所表现的据史书作通俗浅易化文本编写的思路和手法，与直说作品有着明显的相通相同之处；三是因为平话文本在题名格式上表现出与直说作品相同的思路和涵义。下面详加论析。 (责任编辑：admin) |